这位红色特工如何成为李宗仁的亲信和“钱袋子”？

源济

这位红色特工如何成为李宗仁的亲信和“钱袋子”？

国家人文历史 2022-06-27 02:16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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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变化中的多重身份

从汉中行营到北平行营

1944年冬，日军攻入广西，桂林沦陷。蒋介石将在汉中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调回重庆接任军政部长官。蒋介石和陈诚考虑到如果华北、江北一带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中原，中共有将南北武装力量连成一片的可能，因此考虑在大别山建立一个新的战区——第十战区，并考虑由刘峙任司令长官。若刘峙就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为军政配合计，须兼任安徽省主席，而桂系的李品仙将失去安徽省主席的职位。此时，桂系已失去广西的地盘，绝不能轻易放弃安徽的地盘。因此，李宗仁以让李品仙升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作为条件，同意让刘峙接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自己则调任为汉中行营主任。

1945年春节后，李宗仁派高级参谋李宇清先行到汉中担任前站设营工作。2月间，李宗仁率侍从亲随一行人从老河口出发，随行人员中有刘仲华等亲随。据尹冰彦回忆：“二月二十七日，即上元节的前一天，李宗仁率领机要室主任李扬、参议刘仲华、秘书主任黄雪邨、侍从医师孙润坤和我，连同李宗仁的六岁次子贝贝以及我们这些随员的全部眷属”，“男女老幼分乘大小六辆汽车，沿着襄河南岸的公路前往汉中”，“车行六天才到达汉中”。到达汉中后，行营位置设于陈诚原司令长官部旧址。

汉中行营负责指挥第一、第五、第十共三个战区，但“事实上是一个虚设机构，无实际的职权。各战区作战一向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汉中行营设立之后，此指挥系统并无变更，只是各战区对中央的报告亦送一副本给汉中行营罢了。”“至于地方上的行政和党务工作，那更是鞭长莫及。”因此，“汉中行营的组织，是就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建立的”，“参谋长以次文武官员，一仍原第五战区长官部的原班人马。”

刘仲华的职务与之前一致，仍为参议。依据尹冰彦的回忆：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的第二天下午，李宗仁召集亲属共进晚餐以示庆祝。晚饭过后，“李宗仁临时把参谋长王鸿韶、顾问石超庸，参议刘仲华，秘书主任黄雪邨和我点名留下来，围坐在一张大桌子的周围。”李宗仁将这几名亲信留下后，首先告知大家汉中行营终将撤销，然后询问大家他将如何打算，最后提醒大家需帮他认真思考一下未来的出路。此次深谈的主题是未来的安排问题，在座的几位都是他的心腹。刘仲华虽无显赫职务，但位列李宗仁亲信的地位。

8月24日，李宗仁通过白崇禧表达接管北平的企图，要求蒋介石“请迅即发表北平行营命令”，因为“近查华北各省，自敌军投降后，中共军队乘机积极进展，压迫伪军，侵夺要点，并思利用敌伪武器扩军抗命。”李宗仁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对北平行营设定后如何与中共军队作战问题作出详细的安排，并在结尾处强调“惟黄河以北，我党政军力量均属微弱”，“请划定行营管辖区域及所属战区，俾便督导指挥。”此时，国共正在重庆进行和谈，双方在华北地区设置机构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蒋介石需要团结李宗仁以共同对付中共，因此先于8月底通过电话征求李宗仁到华北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意见，得到同意后于9月1日发布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的命令。李宗仁接到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后，于9月9日仍派亲信李宇清前往北平负责筹备行营的建立工作。至此，汉中行营的使命已近尾声。

10月26日，李宗仁乘坐蒋介石的“美龄”号专机在六架战斗机的护送下由汉中飞抵北平。李宗仁的随行人员“有参议刘仲华，副参谋长甘沛泽，纪要秘书黄雪村、李扬和新由重庆约来的王光琦等”。据李宗仁回忆：北平行营直辖第十一、第十二共两个战区，包括河北、绥远、热河、山东、察哈尔五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三市，“辖区内一切军、政、党的设施俱得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尽管蒋介石曾电令国民政府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从北平行营主任的命令，但行营仅为名义上的军政最高官署，事实情况是“各机关仍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行营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尹冰彦也曾提到：北平行营从表面上看管辖地区范围广、权力大，“可是实际上是号令不出左右”。

到北平后，刘仲华帮助李宗仁邀请文化人士萧一山前往北平行营担任秘书长的职务。据张寿龄回忆：李宗仁将萧一山看作行营秘书长的人选后，“就派我和刘仲华去同肖〔萧〕一山谈谈，表示他想邀请肖一山担任北平行营的秘书长。我们同肖商谈之下，肖首肯了。”“我们把商谈的结果向李宗仁报告之后，李又约肖畅谈了一次，就确定了。”萧一山是著名的清史学家，曾先后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河南大学、东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据唐真如回忆：萧一山“据说在文教界、在学术界，当时有一定地位，有人说他曾加入CC团，至少和CC团有相当关系。因此，用他当秘书长，处理行辕有关政治方面的事务就比较好。”李宗仁邀请萧一山出任北平行营秘书长一职并非易事，因为萧一山曾婉拒过蒋介石的邀请，担心如前往北平行营就职，有为桂系效力之嫌。据李宗仁回忆：“萧君对此颇为踌躇，皆因政治主张格格不入而婉谢。这位一向遁迹高蹈、薄中央之官而不为的学者，一旦与所谓‘桂系’接近，岂不惹蒋先生的不快？经我一再解释，他才有屈就之意。”“经数度考虑，他终于接受了我的邀请。”在李宗仁为北平行营的人员建制操心时，刘仲华充当了替李宗仁分忧解难的角色并成功地完成任务，为日后萧一山帮助李联络北平各界人士创造了先决条件。

刘仲华在北平期间仍在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工作，并直接受叶剑英的领导。据他回忆：“日本投降后，我随李宗仁到北京。军调部成立，徐冰夫妇经常来我家联系工作，徐介绍我同叶剑英同志接上关系。军调部临撤时，叶总找了几十个人（有进步人士和小民革的一些人）开会，我也参加了。叶在会上说：‘解放军很快还要回京，你们的工作很艰苦，以后可多和老刘（指我）联系。’”另据王昆仑、王炳南、屈武的回忆：“北平是当时军调处执行部的驻地之一，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北平的工作在一段时间曾得到叶剑英同志的亲切指导。”

1947年，随着国共双方战势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形势也发生改变，蒋介石政府对于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害有加剧的趋势，而且此时国民党已经知道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这一组织并掌握了相关情况，因此导致很多成员被捕并遭到审讯。出于安全的考虑，刘仲华改为由李克农单线联系。据刘仲华回忆：“这时期，王世英曾从张家口介绍一个叫余真的人同我联系，他经常到我家，我也常去他的住处。以后李克农同我联系，当他知道还有姓余的同我联系，他说：‘你的关系特殊，以后不要同余联系了。单独同我联系，余的关系我来切断。’以后姓余的就未再找我。”

利用官方身份参与经商

北平行营的编制按照国民党中央的规定设八处一室，行营主任下设参谋长、秘书长，机构设有总务处，第一、二、三、四处，政工处，政务处，经理处，军法处等。除行营秘书长由萧一山担任外，参谋长和总务处长仍是王鸿韶、张寿龄，第一处处长秘书主任仍为方克猷、黄雪邨，“刘仲华仍任参议”。行营的组织人事“表面上是外省人多，新进人员多。但具体分析，有关经理、物资及人事任免等大权，仍然是掌握在新桂系老人和李宗仁心腹干部的手里。”

1946年9月1日，北平行营奉命改称“北平行辕”，改名后的北平行辕仍是有名无权。行辕单独设立一个第二处，负责对行辕进行监视，处长马汉三为军统特务，即使是行辕主任李宗仁也对第二处的人事、工作安排不具备干涉的能力。

北平行辕面临着混乱的接收局面，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河北省政府、北平市政府、天津市政府等13个部委机关在北平成立的接收机关多达29个，一群打着财政部、中统、政治部、资源委员会旗号的接收“专员”“特派员”也借机接收敌伪产业。由于平津地区的经济长年遭受破坏，粮食问题和煤炭供应问题都难以解决。李宗仁“认为解决粮煤问题是稳定平津第一件大事，立即成立粮食和煤炭供应管理委员会，统计出各单位和市民煤粮用量，分头调运，切实供应。”粮食和煤炭供应管理委员会逐渐成为李宗仁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机构。据唐真如回忆，这个委员会“由刘仲华当主任”，负责北平的煤矿供应，“谁想多买几吨煤，或者是想套购煤，非经主任批准不可。这也是一个有油水的机关，还是由亲信人员负责。”

粮食和煤炭供应管理委员会还负责开采煤矿，“李宗仁邀请杨树诚协助北平行辕高参刘仲华（中共地下党员）筹划矿务。”杨树诚曾于1921年在徐州兴办当地规模最大的机制面粉厂——宝兴面粉厂。1927年，时任第七军军长和西征军总指挥的李宗仁率军驻扎在徐州时向杨树诚订购了大批军粉和麸皮，还将杨树诚的长子认为义子。1931年，杨树诚曾受到李宗仁的邀请前往南宁协助探访矿源。1937年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杨树诚在徐州、蚌埠两地的面粉厂为部队提供军粮面粉60余万袋以支援台儿庄战役。在李宗仁就任北平行营主任后，杨树诚也于1946年辗转前往北平，“协助北平行辕高参刘仲华先生，为李宗仁筹划矿务。”

除负责开采煤矿外，刘仲华还曾奉命替李宗仁开设银号。据刘仲华回忆：“为了生活，我曾借钱和人合伙开了一个银号荣昌〔长〕厚。”尹冰彦在回忆中也多次提到这个银号，指出“由李宗仁的幕僚参议”“专门给他搞这些事情”，“在北平搞个银号作为他的经济中枢”。荣长厚银号于1930年创设于北平前门外廊房二条90号，在1937年因北平通货膨胀而被迫停业。1947年1月荣长厚银号复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刘仲华的努力。当时在北平荣长厚银号任总务主任的李英在《荣长厚银号回忆录》一文中详细地记录了银号复业的详细过程：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发布通令，凡是在日本占领期间被迫停业的银行、钱庄和银号一概允许办理复业手续，“此时正好有一老友刘商颜（山西人）找我一同与行营主任李宗仁的中将参议刘仲华先生（山西人）商议。仲华说复业之事因旧有荣长厚之凭证当可批准，经刘参议许可，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荣长厚银号开始营业。”刘仲华是银号的主要出资人并且担任董事长。“先由刘仲华出壹千万法币作资本，任该号董事长，刘商颜任经理，李英任总务主任，下设会计组、总会计二人，小会计十一人，每人掌管来往户头五百家，共五千多家户头。又设一小会计，掌管个人存款，月息一分五厘。”1947年9月8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出具的检查报告中的一份《北平荣长厚银号股份有限公司董监事名册》显示：董事长为何鲁衮，两名常务董事为刘廷英、梁春霖，董事二人分别为关永同、王光泽，监察二人为李松梅和郭建生。在此份名册中，刘廷英即刘仲华。

截至1947年9月8日，荣长厚银号的净值数金额合计达到2.1亿。在艰难的经济条件下，荣长厚银号稳定的资金增长得益于李宗仁的助力，而刘仲华则是连接银号与李宗仁的桥梁。一方面，荣长厚银号的钱款与北平行营可以互相流通：“有用款的事先做好准备，有到期还款的也好做好安排放出，倘当日用款户多，则在行营军需处挪借一时，这样就不会被众商号挤成倒闭状况，因此生意特别兴隆。”另一方面，荣长厚银号仰仗李宗仁的关系而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渠道：“因为荣长厚银号的后台是李宗仁，所以牌子亮，吃得开，和上海各大商号、银行都有联系。我号与上海的长途电话终日不断，各种物价、行情能及时得到，尤其是金、银、布匹。我号门旁就是金银市场，如上海涨价，我号就在北京买货汇上海；北京涨价，上海就买货汇北京，在这混乱时期大发其财，有票子的买成实物——金银、布匹，无论法币落到什么程度，有物在不担忧。”

无论是经营煤矿或开设钱庄，都体现出刘仲华在这一时期与李宗仁关系的密切。徐金平曾是北平一位著名的饲养金鱼的专家，据他回忆：“李宗仁先生任北平行营主任时”，“我经常去他的公馆送鱼虫、换水。常看见他和另一位长者在客厅里下棋。他们和蔼地向我问长问短。那时，我不知那位长者是何人。解放初，在一次集会上我又见到了他。别人告诉我，这人叫刘仲华。解放前，刘是我党的同情者，解放初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

协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1948年1月8日上午，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在外籍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有意在即将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中竞选副总统。3月23日，李宗仁率领竞选团队抵达南京，其中即包括刘仲华。据李宗仁回忆：“在北平为竞选筹备得稍有眉目，并将行辕事务略事整理，时间已是三月下旬。国民大会开幕在即，国民党中央亦召开五中全会。三月二十二日我便率领竞选团全班人马专机南飞。同行的，余妻之外，计有行辕秘书肖一山，机要室主任李扬、行辕参议刘仲华、新闻处处长黄雪邨等十余人。”

李宗仁指定亲随人员负责联系固定的对象：“李自己利用北平行辕主任的政治地位对华北地区直接活动；对平、津地区则指定黄雪邨负责活动（黄雪邨是行辕秘书。湖南人，与邱昌渭、蒋廷黻有密切的政治关系）；南京由张任民、温翘笙两人活动”，“而广西是李的家乡，当然是黄旭初负责活动”；“其他方面的具体负责人不详。”刘仲华作为竞选团成员，与李宗仁的关系极为亲近，但也冒了极大的风险。据时任北平行辕政务处处长的王捷三回忆：“4月6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宣布，党不决定候选人，但暗示于、李、程，并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放弃竞选。李宗仁等不理采〔睬〕蒋介石的暗示，竞选更积极了。蒋介石便企图用特务组织控制选票。在北平热心拥李的人如CC的吴铸人、军统的刘诚之等，都抱歉地向李声明他们已没有选举自由，吴铸人却用他个人关系为李介绍几票，由我代李请他们吃过饭。特务组织又企图威吓或利诱助选者。韩练成（原国民政府参军，整编四十六师师长）得悉这一消息，秘密地告诉刘仲华和我，说CC和复兴组织先拟以高官相诱，又估计我们不肯，很可能要使我们失踪。”

刘仲华引起特务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掌握着李宗仁竞选的选举费用。李宗仁在竞选副总统的过程中耗费颇多，如北平行辕参谋长陈启明曾经提到“由行辕负责招待华北及东北代表赴南京机票”。另据陈良佐回忆：“李妻郭德洁活泼善交际，常乘飞机到各处作频繁旅行活动；时而南京、上海，时而桂林、广州。由北而南时必携带平、津精制蜜饯糖果，由南到北时必买沙田柚、金橘、桂平酱鸭之类的土特产，分赠亲友；每到一处必大宴宾客，每宴必讲几句爽趣而动听的言词，请各友好帮忙李的竞选。”再据李更生回忆：“马晓军（广西容县人）在南京中山北路靠近新街口的闹市区开的一间酒家，当时就是‘李宗仁竞选总部’包下来招待国大代表吃饭的‘大本营’，胸前挂着红襟章的国大代表进去用餐，由总部派去的工作人员热情招待和付账，不用自己掏腰包。李宗仁每天分别宴请一批批国大代表，都在这里设席。”“国大代表从到达南京报到的那天起，就由‘李宗仁竞选总部’免费招待”。李宗仁为拉拢选票，大肆设席宴请并赠送礼物，急需有力的资金支持。刘仲华作为荣长厚银号的董事及主要出资人，极有可能通过荣长厚银号为李宗仁提供竞选资金。

在行宪国民大会中，李宗仁经过4轮投票以1438票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任副总统。李宗仁的胜选与强有力的经费支持是分不开的，而刘仲华无疑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开采煤矿获得的经济收益主要被李宗仁用作竞选副总统的经费。据尹冰彦回忆：李宗仁到北平后并没有乘机抢夺财产，而是采取利用职权做生意的方式获得经济利益，“捞钱最多的是垄断华北煤炭，大量地运往上海出卖。”李宗仁“在竞选副总统的活动中，花费了大批的金钱，有很多就是从这方面提供的。”

本文整理自《忠诚无悔：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刘仲华生平》——

《忠诚无悔：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刘仲华生平》

作者：刘会军 蒋沫沫

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1月

END

作者 | 刘会军 蒋沫沫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苗祎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