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当日寇企图将魔爪伸向华北时，清华大学救国会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怒吼。
在中文系学生蒋南翔起草的《告全国民众书》中，清华学子高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这所学府与这个国家的命运，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
▲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清华大学队伍。图源：网络
早在清华大学草创之际，梁启超在清华同方部礼堂演讲时，便以《周易》中乾、坤二卦的卦辞来勉励清华学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此后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更代表着清华人“知耻而后勇”的决心，以及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今日恰逢清华大学112周年校庆，来回顾一段穿越战火纷乱，走向民族复兴的奋斗史。
1926年，年轻的清华学子王淦昌亲历了因日军进犯大沽口而导致的“三一八惨案”，他在现场亲眼看到一些爱国学生倒在了军警的枪下。
王淦昌幸运地逃过一劫，回校后向老师叶企孙痛诉当时的惨状。
当时，叶企孙等清华学者一直关注着国家局势，但在叶企孙看来，学生最要紧的是学好功课，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政治运动。
为此，叶企孙告诫王淦昌等学生：“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国家不遭到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王淦昌后来回忆道，叶企孙“说罢泪下如雨”。
叶企孙负责创办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是清华大学成立最早的十个系之一，也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先驱。
仅自1926年创系到1938年西南联大正式成立的12年间，清华老物理系共培养学生70人，其中就有21名成为建国后的中科院院士，还有6位“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
这一切，离不开叶企孙等教授的辛勤耕耘。
20世纪20年代，出国求学的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青年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就。
曾为清华学堂第一批学生的叶企孙，1918年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师从日后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P.W.布里奇曼。后来，叶企孙在实验中和导师合作用X射线测定普朗克常数（物理学中一个用以描述量子大小的物理常数），当时他年仅23岁。
吴有训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在其导师康普顿的指导下，成功验证了对物理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康普顿效应”。1925年，吴有训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他的论文被安排在第一位宣读，在他的协助下，其导师康普顿获得了诺贝尔奖。
赵忠尧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书时，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密立根。在求学期间，赵忠尧在实验中最早发现正电子存在的证据，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观测到正电子，堪称诺奖级的发现。
然而，赵忠尧的同学安德逊率先发表了相关的科研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赵忠尧榜上无名。这是物理学界的一段公案，尽管安德逊晚年写书承认，他的研究是受赵的启发才做的，但这个遗憾已经无法弥补。诺奖得主李政道也说过：“赵忠尧本来应该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只是由于别人的错误，把他的光荣埋没了。”
▲1926年，赵忠尧（后排右二）与梅贻琦（前排左二）等清华教职工。图源：网络
叶企孙归国前，他的导师多次挽留他，但叶企孙谢绝了恩师的好意，用平时省吃俭用剩下的钱到欧洲各国的研究机构参观，吸取经验，以便回中国开展物理学研究。
吴有训的导师康普顿直到晚年还对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说：“你的老师吴有训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但吴有训当年取得学位后，几次婉拒了导师给他安排的工作，带着平生所学回到了祖国。
这些在海外取得极高科研成就的青年学者，在学成之后，不约而同地选择归国，并在梅贻琦的举荐下，筹办清华大学物理系。
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于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他们是大师们的老师。
清华大学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成为有志于科学报国的青年心中的殿堂。
清华校友、经济学家陈岱孙对抗战前的清华大学有过一段评价：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在这一突变的过程中，应该说，理学院是走在前列的，而物理学系是这前列中的排头兵……
清华物理系，在抗战前近十多年的时间，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惨淡经营的过程是没什么档案可查的。时间一久，就容易为后人所不了解，或者忘记。
▲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二排左三为叶企孙、二排左五为吴有训。图源：网络
当时，科学被知识分子视为民族复兴的希望。但正如清华大学救国会所发出的叹息，战火中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国学大师钱穆的侄子钱伟长一考进清华园就被寄予厚望，据说曾被历史系的陈寅恪与中文系的朱自清两位教授争抢。校内纷纷传言，来了一位国学功底堪比外文系学生钱钟书的奇才，而钱伟长一家以诗书传家，他本人也偏爱文学，偏科严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清华学子义愤填膺，钱伟长也深受冲击，从此认为应该学得一技之长，为祖国造飞机大炮。于是，钱伟长整天缠着物理系的吴有训教授，坚持要弃文从理，哪怕他物理只考了5分。吴有训拗不过钱伟长，只好让他到物理学试读，此举成就了日后的“中国近代力学之父”。
▲1942年，在多伦多大学留学的钱伟长。图源：网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很快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对上海发动进攻。
日机的轰鸣声以及轰炸后房屋倒塌、生灵涂炭的惨状，给出生于湖州的学生屠守锷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位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从此有了一个想法：“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屠守锷考到清华大学读航空系，随后前往美国留学，归国后又回到清华大学教学，从事导弹和火箭的研究。
叶企孙、吴有训等教授在无形之中打造了一个科学救国的矩阵，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与人脉，帮助清华毕业的留学生选择所学专业与方向，为后来新中国科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比如，赵九章被叶企孙安排到美国学习高空气象学，回国后专门负责培训气象员，为中国人造卫星上天做出贡献；王大珩被安排到英国专修应用光子学，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光学的开拓者；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考取了清华的公费留学生，随后在叶企孙的推荐下，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做火箭研究。
▲青年时期的王大珩。图源：网络
钱伟长后来回忆道：“叶企孙等教授为了物理系，为了国家，动员了许多念物理的学生毕业后去搞国家需要的学科，如气象、地质等……不是为了物理而搞物理，而是为国家搞物理。”
清华老校歌中有一句，“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忧国忧民的清华学子胸怀报国之志，“致知穷理，学古探微”，还有一些人走向战场，血染山河，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牺牲的那一刻。
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沈崇诲，本已在绥远拥有一份收入优渥的工作，却瞒着家人到杭州报考中央航校，成了一名空军。他与战友们坚守着同一个信念：“我们的身体、飞机与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之后的作战中，沈崇诲奉命轰炸驻扎在上海外海的日军第三舰队。在飞临日军舰队上空时，沈崇诲所驾驶的飞机突然发生故障，飞机尾部冒出浓烟。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沈崇诲看到日军的旗舰正在指挥舰队与中国军队激战，他当即下定决心，跟自己的同机驾驶员一起驾机冲向日军旗舰，试图与其同归于尽，最终，飞机爆炸，沈崇诲坠海殉国。
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得意门生，在校期间从事红外光研究，毕业后考取了德国留学的名额。“七七事变”发生后，熊大缜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先是协助恩师叶企孙分担清华大学南下的工作，后到冀中军区参加抗战，为抗战军民制造含烈性炸药的地雷，并广泛应用于冀中平原，使日军吃了不少苦头。
不幸的是，1939年，投身抗日救亡的熊大缜被诬为特务，死在了自己人手中。直到1986年，在钱伟长等人的呼吁下，去世多年的熊大缜才被平反。
“七·七事变”后，战火从华北蔓延至中国各地。
国破山河在。
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为响应“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怀着悲愤的心情，撤出平津，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迁往云南，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北平（今北京）陷落时，城中的人纷纷逃亡，清华大学教授赵忠尧却在此时折返城中。原来，他想起还有50毫克放射性镭，锁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
这是全世界都禁运的高能物理材料，在蹒跚学步的中国物理学界弥足珍贵，由叶企孙通过物理系毕业生施士元从法国购得。回到北平后，赵忠尧将装有镭的铅筒藏在一个咸菜坛子里，一直带在身边。前往长沙的路上，日军设下重重关卡，南下的师生常要扮作农民或商人，以躲避搜捕。
赵忠尧费尽心思，甚至连行李都丢了，一路翻山越岭，只有那个咸菜坛子形影不离，被紧紧抱在胸前，他的手上磨出了几道血印。
当赵忠尧到达长沙临时大学报到时，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没认出来，还以为是哪里来的乞丐。
这时，赵忠尧恰好看到梅贻琦出来，走到身边，叫了一声“梅校长”。梅贻琦仔细一看，发现眼前的人竟是赵忠尧，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在云南，清华大学的精神继续在西南联大的校园中传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八年艰苦卓绝、患难与共的岁月里，在铁皮屋、茅草房的教室中，西南联大培养了8000余名学生，走出了3800多名毕业生，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
清华大学南迁时，日后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正读高中，他的父亲、清华哲学教授邓以蛰因身患肺病，未能携家人南下。
1940年，邓以蛰想尽办法送邓稼先出城，临别时再三叮嘱：“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
16岁的邓稼先逃出沦陷区后，辗转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先后受业于赵忠尧等名师，就此开始自己的科研之路。毕业后，邓稼先要去美国留学，临行前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
1950年秋，邓稼先谢绝了到英国继续深入研究物理学的邀请，在拿到博士文凭9天后，就义无反顾地登上回中国的轮船，唯恐美国政府从中阻挠。他忘不了父亲与母校的教诲。
据统计，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21位有留学经历。科学救国的理念，深深埋在这一代学子的心中。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4-30 04: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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