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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脊梁] 曾被蒋介石收编的第二十六路军,如何脱胎换骨变成“红五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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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26 10:1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曾被蒋介石收编的第二十六路军,如何脱胎换骨变成“红五军团”?

国家人文历史 2023-09-26 00:11 

本 文 约 9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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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为蒋介石卖命的第二十六路军


1930年10月,冯玉祥在同蒋介石的中原大战中失败,所部纷纷倒向蒋介石,剩下的部队只有宋哲元部和孙连仲所属的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师,以及孙殿英的残部,退到晋南、豫北狭窄地区,要粮没粮,要钱没钱,处境极为窘迫。冯玉祥的前线总指挥鹿钟麟宣布下野,把在豫北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孙连仲,去了天津。


这时,黄河以南是蒋介石的部队,北面是张学良的部队,困境之中的孙连仲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改编。胜利者蒋介石对于孙连仲求收编的条件非常苛刻,要孙连仲部离开河南,经徐州、兖州到济宁一带驻防,而后再授予番号,进行改编。改编完成之后,才能发放经费。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1930年底,孙连仲根据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把部队转移到济宁。孙连仲当时对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抱有某种幻想。认为他是河北雄县人,韩复榘是河北霸县人,两人是小同乡,且是老同事,希望到了韩复榘的地盘上,日子能够好过一点。


部队到了济宁后,蒋介石给了孙连仲一个第二十六路军的番号,命令将部队由原先的四个师缩编为两个师。孙连仲虽然感到憋屈,但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只好硬着头皮迈出第二步。在部队改编过程中,孙连仲又偏向自己的“亲儿子”,将嫡系部队第十二师(师长高树勋)编为第二十七师,其余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师合编为第二十五师,亲自兼任师长,原来的三位师长一律降为旅长。这样,第二十七师兵员不足,第二十五师兵员过剩,大大突破了一个师的编制定额。为了平衡起见,孙连仲将董振堂第七十三旅的曹金声部调出,作为高树勋师的建制;又把属于季振同第七十四旅的野榴炮团调出,使季旅的战斗大为削弱。孙连仲的这种不公平做法,使董振堂、季振同非常不满。


尽管孙连仲的做法引起第二十六路军内部一时议论纷纷,怨声沸腾,他本人却装聋作哑,硬着头皮将部队改编方案贯彻下去。


部队改编后,大家以为生活可能会有所改善,盼望薪饷能够赶快发下来。但是,盼来盼去,却盼来了蒋介石一纸开赴江西参加“剿共”的命令。这下,蒋介石收编第二十六路军的面目一下子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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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连仲照片


早在孙连仲部刚到济宁不久,蒋介石就派人来,要第二十六路军开往江西参加“剿共”。孙连仲犹豫不决,最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终于下决心去江西参加“剿共”战争。看到孙连仲“上了船”,蒋介石立刻发出了第二十六路军南调的命令。


“这是调虎离山!”“这是借刀杀人!”得到了蒋介石调第二十六路军南下“剿共”的命令后,广大官兵一片哗然,不满意的程度比改编时更强烈。


第二十六路军为什么不愿去江西“剿共”呢?其一是这支部队原系冯玉祥的,连年随冯玉祥参加反蒋战争,对蒋介石本身就没有什么好感。知道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虽被蒋收编,也不受蒋介石待见,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其二是官兵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从未到过南方,对南方存在严重的恐惧心理。


但是,反对任你反对,不满任你不满,由于总指挥同意南调,命令还是要执行的。1931年初春,董振堂第七十三旅郭道培团登上了第一列南下的火车。但列车开到济宁与兖州之间的孙氏店车站时,该团官兵坚决拒绝开差,举行哗变,破坏了铁路、车辆,把部队拉走了。考虑到胳膊扭不过大腿,蒋介石真追究起来,对第二十六路军是不利的。经过做工作,不久郭道培又率全团回来了,但此举还是使第二十六路军南下计划耽搁了几天。


蒋介石将第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起初也是怕石友三、韩复榘和孙连仲联合一块,与他对抗。孙连仲犹豫南下时,蒋介石曾怀疑是由于韩复榘的煽动。1931年1月23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时局又将发生变化,当慎重处之。”“近为调孙连仲部事,费神殊甚。”29日,得到孙连仲开拔的电报,蒋介石“心稍安适”。

第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后,在南昌停留了几天。这时,蒋介石才发下饷来。但是,第一次发饷就没有发足,只发了平均百分之六十五。而紧挨着第二十六路军住的中央军,总是能够按月发足饷、装备。这次发饷后不久,蒋介石就命令第二十六路军分左右两路开赴前线。因此,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发牢骚说:“发这几个臭钱,要买弟兄们的命哩!”


在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中,担任右路军的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在中村遭到红军重创。这是第二十六路军挨的红军迎头一棒,使全军本来就不高的士气变得更加低落。

第三次“围剿”开始后,第二十六路军奉命经黄陂、东韶,进驻宁都县城。途中除遇到少数游击队袭扰外,没有遇到红军的主力部队。当时,宁都城外十多里便是游击区,三四十里以外便是红军的天下。进入宁都后,第二十六路军的厌战情绪不断蔓延着。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不久,就爆发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极大地震动了第二十六路军这些北方官兵,使他们醒悟、思考,国家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军人的真正职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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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反“围剿”胜利》。作者/郑洪流、崔开玺,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抱不抵抗主义,一味依赖英法控制国际联盟,盼望国联主持公道。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对此异常气愤


孙连仲也知道蒋介石利用第二十六路军打红军是达到一石两鸟的险恶用心,觉得在江西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他很想把部队重新拉回北方去。于是给南昌的蒋介石发去电报,没有等到蒋介石复电,就命令部队撤离宁都,向北开拔。


听说还回北方去,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个个笑逐颜开。谁知走到宁都以北60余里的湖岭嘴,蒋介石的电报来了,把孙连仲臭骂一顿,并命令部队立即返回原防,不得有误。孙连仲无法,只得执行命令。第二十六路军在湖岭嘴磨蹭了两日,第三天又开回了宁都。


返回宁都后不久,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和总指挥孙连仲借口到后方休养治病,先后离开部队到南京、上海享乐去了。临走前,孙连仲决定不再兼第二十五师师长,把第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提为师长,并委以代理总指挥重任。李松昆是个无能之辈,第二十六路军一下子炸了窝,认为他全靠私人关系得以飞黄腾达。


此时的第二十六路军,上上下下,各种矛盾交集,就像是一堆干柴,只要有一点火星迸发,就会燃起冲天大火。


第二十六路军的中共秘密组织

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是共产党员,在部队即将开往江西时,他找到军官教导团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袁血卒,两人接上了关系。不久,由于袁血卒、李肃等人说替军阀卖命没有意思,不值得,受到反动军官的注意,不得不离开军官教导团。袁血卒没有社会关系可以依靠,于是赶到浦口找第二十六路军。他改名袁零,到第七十三旅第二团第三营当兵。3月间,部队开到宜黄县,袁血卒在黄陂找到了刘振亚。刘振亚说:“你来得正好,可以回开封,找家里(党组织)想办法。”


袁血卒到开封后,同陈立接上关系。第二天,在西北军的军官学校学过工兵的共产党员王超从归德(今商丘市)来到开封。袁血卒把他所知道的第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同陈立和王超谈了。王超和陈立将情况汇报给中共河南省委军委负责人方纪刚。他们把中共在西北军的旧关系捋了一遍,商议了两个方案:一是去河南潢川吉鸿昌部开展工作,二是到江西第二十六路军中开展工作。


经陈立同意,袁血卒给李肃去了一封信,要他到徐州车站等候。过了几日,王超告诉袁血卒:“组织上决定我们一同到上海去。”他俩到徐州后,在车站正好碰上李肃,三人一同到上海。到上海后他们先是住浙江路中国旅馆,后移住四马路振华旅馆二楼。


在旅馆,经袁血卒介绍,王超批准,李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派李富春和中央军委专门负责兵运工作的朱瑞,为他们开办了“兵运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把他们派到第二十六路军去,并告诉王超,与苏区接头时说“朱瑞叫来的”;与上海联系信上写“交通大学袁风渊收”。


5月,王超、袁血卒、李肃离开上海,到了南京。他们在下关码头正准备过江时,巧遇经董振堂批准请假回家的刘振亚。于是,他们又一同找到旅馆,租了一间房子。刘振亚向他们介绍了第二十六路军的近况,并分析了第二十六路军主力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以及所部团、营长们的态度。


了解了初步情况后,他们四人决定火速赶往江西。经抚州到达宜黄后,规定了几条秘密活动原则,大家便分散行动。刘振亚回第七十三旅,李肃去第七十四旅,袁血卒到第七十九旅二团团部,王超以住闲和差遣名义住总指挥部和第七十四旅。王超要求大家顺着自己熟悉的关系,找发展对象,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谁发展,谁领导,暂不形成组织,但对党要绝对忠诚,不能有任何隐瞒。参加共产党有牺牲的危险,即使杀头,也不能出卖组织。这是发展对象最起码的觉悟,没有这点觉悟,不能发展为党员。


在宜黄,袁血卒、李肃发展了军官学校工兵队同学李秉仁入党;袁血卒发展王铭五入党;王超发展了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又名罗致中)入党;刘振亚发展了第七十三旅学兵连李青云入党。第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后,根据分工,袁血卒和李肃专做士兵工作。袁血卒发展了第七十九旅二团特务排的田玉珊、李春华入党。此后,他又发展了总指挥部执法队的王振铎入党。王振铎又发展了孙步霞、杨履元入党,并以“拜把子”的形式掌握了执法队。李青云在学兵连发展了王际坦(即王幼平)入党。王际坦则又发展了赵洪志、杨艺林、谭时清、刘静生、霍万仲等入党。就这样,第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第二十六路军中党活动的情况,决定加强领导,组织特支委员会,由刘振亚担任书记,袁血卒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其下设士兵支部和官长支部,刘振亚分管官长支部,袁血卒分管士兵支部,王铭五负责文件的修改、收存及收缴党费。此后,第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就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第二十六路军中共特支成立后,把目标对准了赵博生。


赵博生是第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在西北军中以正直、艰苦朴素著名。他在大革命时期受过共产党的影响,尤其对刘伯坚非常敬仰,并对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很欣赏。当西北军同共产党合作时,赵博生非常活跃,充满朝气。他对现实不满,有抗日的要求,对部下抓的老百姓,凡是送到总指挥部的都放掉了。他经常问士兵们:“你为什么要打红军?红军分田地,你不赞成吗?给你三亩地要不要?”“打红军、打日本,你赞成打哪个?”


中共特支观察赵博生的言行,分析他是倾向革命的,决定对他进行试探。中共特支在宁都城北石桥背52号一老百姓家楼上,以打麻将、煮鸡吃作掩护,第三次讨论发展赵博生入党问题。经过讨论,决定由中央军委兵运部派来的王超执笔写一封给赵博生的长信。信写好后,特支组织委员袁血卒交给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放在赵博生的书中。赵博生毕竟是第二十六军的高官,争取他入党是有风险的,为此中共特支还做了四种预案。


过了一个多星期,王超十分兴奋地找到袁血卒,向他谈了罗亚平试探的经过。就在罗亚平把信送去的第三个早晨,赵博生看了一下信,然后偷偷地把它珍藏在书里了。一天早操时,赵博生把罗亚平叫到寝室里,让罗亚平坐下,还倒上了一碗茶。然后,从桌上书中拿出罗亚平放进去的那封信。一看信,罗亚平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表面上装得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但内心有些紧张。赵博生面色和蔼、亲切,指着信中划有红道道的地方,说:“说得对呀!有独到见解。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说得完全对。不抗日,中国一定亡。”他对罗亚平说:“我看这封信不是你写的。但是,和你有密切关系。”并带着开玩笑口吻说:“要是吃官司判罪的话,你是第一个嫌疑犯。你说对吗?”接着,他提出要求:“今天我找你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组织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是我做得到的,即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做我的引路人吧!”赵博生的这些话,正是罗亚平要听的,他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超。


之后,王超亲自出面与赵博生谈了入党问题。经过多次考验,特支讨论决定发展赵博生入党。介绍人为罗亚平,袁血卒代表组织同赵博生谈话。中共特支把发展赵博生的经过报告了中共中央。10月底,由朱瑞经手,中共中央批准了赵博生入党。袁血卒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赵博生,并对他说:要做到严守秘密,遵守纪律,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赵博生入党后,工作积极,并介绍了第八十旅的两个连长董俊颜、卢子美入党。


一次意外,成为宁都起义的导火线


1931年12月上旬,王超奉调回上海中共中央。他到南昌接头时,没有想到接头机关被敌人破坏了,误把第二十六路军中党组织领导人名单和两份决议案交到敌人手中。12月5日,蒋介石南昌行营给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发来十万火急电报,令严缉刘振亚、袁汉诚(袁血卒当时的名字)、王铭五等三人,星夜送行营惩处。


南昌行营的电报是由第二十六路军的译电主任罗亚平收到译出的。罗亚平大吃一惊,忙把电报交于刘振亚。刘振亚立刻找袁血卒商议如何应对。袁血卒问他:赵博生的态度怎么样?刘振亚说:电报是罗亚平先交给我的,还没有告诉参谋长。于是,刘振亚和袁血卒一起去找赵博生。


到赵博生处后,袁血卒问:董振堂知道吗?刘振亚征求赵博生的意见,是否需要马上告诉董振堂。赵博生说:我看告诉他好。三人商量结果是,由赵博生去告诉董振堂。同时他们约定好晚上在赵博生宿舍碰头。


12月9日,一架国民党飞机在宁都降落。飞机上下来一名军官傲慢地说:“有委座(指蒋介石)手令。事关机密,要见参谋长。”赵博生接过一看,原来是落在敌人手中的党组织对第二十六路军活动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以及蒋介石彻底清查第二十六路军中“共党”的手令。但蒋介石万万想不到,他的手令成为燃爆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导火线。


孙连仲不在,赵博生大权在握,是起义的有利条件。时间紧急,犹豫就是失败。有赵博生参加的中共特支会议决定举行全部起义,并分头进行工作:为应付南昌行营,由赵博生以参谋长的名义,立即拍去“遵令即办”的电报,并立即争取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工作;袁血卒等人马上动身日夜兼程去苏区与红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刘振亚等在党内部署起义的准备工作。


赵博生给南昌行营拍发电报后,要罗亚平拟了一封南昌行营回复的假电文,内有: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赵博生带这封假电报去找董振堂,说:绍仲(董振堂的字),情况十分紧急,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心狠手毒,言出法随。我们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董振堂看了电文,说:恩溥(赵博生的原名),我的心同你的心一样,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绝不食言。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听你的!


赵博生说:联合红军,北上抗日。董振堂问:人家相信我们吗?刘部长是不是在那边?能联系上吗?赵博生肯定地回答:能!


俩人找到季振同后,给他看了电文。季振同气愤地说:他妈的!什么“进剿”不“进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未知二位老兄意见如何?赵博生、董振一听,就表示赞同这个想法。


赵博生、董振堂争取季振同很顺利,那么袁血卒去苏区的情况怎样呢?


袁血卒去苏区的情况很有喜剧性。动身之前,赵博生给他一张执法队的证明,这样好过第二十六路军的警戒线。当他进入苏区时,放哨的少先队员向他要路条。他说没有。于是,四名少先队员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将他的双臂反扭过来,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袁血卒急得满头大汗,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唱《国际歌》!果然,少先队员们一听《国际歌》,便给他松了绑,把他送到设在固村圩的中共彭湃县委办公室。


见到中共彭湃县委书记何步青后,袁血卒说:是朱瑞叫我来的。何步青说:朱瑞同志我认识。接着,袁血卒向何步青说明了来意。何步青听后,给了袁血卒一匹马,还派人送他到瑞金叶坪红军司令部。


朱德在住处接见了袁血卒,问他:你是地下党员吗?袁血卒说:是,是朱瑞叫我来的。


朱德亲自给袁血猝倒了一碗水,对袁血卒赞赏地说:这么干好得很。当红军好。我们欢迎。欢迎你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军委要开个会,听听你们是怎样准备暴动的。这是大事情,还要报告毛泽东同志。

朱德拿出了苏区最好吃的东西款待来自第二十六路军的袁血卒。饭后,杨立三把袁血卒带到一个整洁的房间里休息。

第二天早饭后,朱德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参加者有左权、刘伯坚、王稼祥、李富春、叶剑英。叶剑英亲自做记录。袁血卒在会上汇报了第二十六路军准备在宁都暴动的情况。接着,与会者进行了讨论,分析了暴动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也讨论了暴动万一失败应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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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雨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在延安合影。来源/《宁都起义记实》


会后,王稼祥、刘伯坚、左权把袁血卒带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亲切地同他握手,满面笑容地说:军委会议讨论的暴动方针,很好。袁血卒同志,你认为暴动有多大的把握。


袁血卒一时有些紧张,没有马上答出来。稍停了一下,他肯定地说:有把握!


毛泽东历来做事缜密,又追问一句:有很大的把握吗?


袁血卒说:假使第七十四旅不参加暴动,第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参加暴动是有把握的。


听了袁血卒的答复后,毛泽东指出: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插上一刀也是好的。


之后,朱德和叶剑英代表红军总司令部给袁血卒下了关于暴动的六项具体指示。朱德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叶剑英是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这些指示凝聚着他们参与组织领导起义的经验。朱德、叶剑英还就第二十六路军开进苏区路线和红军如何协助他们一一向袁血卒进行了交代。叶剑英还给袁血卒一张苏区地图,标明了暴动后各部队的行进路线和驻防分布。


宁都起义,经过中革军委与毛泽东直接谋划和批准,已经箭在弦上。


宁都霹雳,震惊全国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从苏区进入白区,袁血卒在肩上扛的步枪上挂着一只大母鸡,装扮成一个国民党军兵痞的模样。回到宁都,他就找刘振亚,汇报了从红军总司令部和中革军委那里带回的指示。


赵博生把暴动后改编为红十六军的意见告诉了季振同。季振同嫌番号小,借口国民党南昌行营运来的棉衣、饷款已到广昌,为了得到这批棉衣和饷款,要求把暴动日期由12月13日晚推迟到14日晚。


中共特支根据红军总司令部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的指示,为了坚定第七十四旅参加暴动的决心,经过商议,让第七十四旅派郭如岳、卢寿椿为代表,与袁血卒一起去向中革军委反映和协商。


这时,王稼祥、左权、刘伯坚等已带着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所在地固村圩,负责与起义部队联系。袁血卒和郭如岳、卢寿椿星夜赶到固村圩,向王稼祥等人请示,中革军委同意起义推迟一天,起义后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下辖三个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共同签署了委任状,委任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


袁血卒回来后,向刘振亚汇报了第二次请示中革军委的情况。刘振亚告诉袁血卒:第二十六军的政治条件是共同的,要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计划的实现。于是,赵博生、董振堂、李青云和袁血卒在第七十四旅旅部召开了中共特支会议。会议通过了宁都起义的计划,并决定把总指挥部及一部分饷款一并搬到第七十四旅旅部。赵博生也去第七十四旅。特支以这种行动说明第七十四旅旅部已成为新的总指挥部;赵博生已不是指挥季振同的人,而是甘心情愿受季振同指挥的人,由此决定季振同暴动的决心。


12月14日黄昏,宁都起义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赵博生以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身份,用执行国民党南昌行营“进剿”命令名义,召集团以上军官在总指挥部开会。除了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其他军官悉数到齐。21时,赵博生以简明的语言向到会军官们讲明了当前形势和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宣布起义加入红军,要求他们赞成的当场表态,不赞成的也请表态。反动军官郭道培、王天顺、李锦亭跳楼欲逃跑,被楼下人员擒获。


孙步霞率领执法队协助解决反动军官后,立即鸣枪为号,全部开始行动。李青云带领学兵连作为董振堂的机动兵力,分出一部由郭如岳率领控制总指挥部电台。刘振亚率领特务排保持宁都开往苏区的交通线。按照分工,季振同负责解决第二十五师师部。季振同派卢寿椿带一部分人去第二十五师师部捉拿代总指挥李松昆。李松昆逃往宁都城北石上,带领驻守这里的一个团奔逃广昌。赵博生、董振堂以私人关系争取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参谋长边章伍,以掌握该旅。袁血卒以师生关系争取第二十七师参谋处长王鸿章,以掌握该师其他部队。董振堂率特务连扼守总指挥部与第七十四旅中间地带以取得各方面联络和配合。


由于计划周密,第二十六路军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除误会致两名士兵死亡外,至深夜,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


一夜之间,一支1.7万人的国民党部队调转枪口,加入红军队列。


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非常重要的武装起义。它在国民党军之中,撕开了一个很大的裂口,引起很大震动,给蒋介石沉重一击,也震惊了全国。


红五军团,又一支红军劲旅诞生

1931年12月15日清晨,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把万道红光洒向宁都城。第二十六路军以第七十三旅为前锋,在董振堂的带领下,开往苏区。之后,第七十四旅也开出宁都城,向苏区前进。


当第七十四旅从宁都小东门撤出时,恰逢红四军第十二师由相反方向朝宁都城开进。红十二师是按照红军总司令部命令,在宁都城外配合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第二十六路撤出宁都城后,红十二师奉命进驻。


第七十四旅撤出宁都城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宁都城内的一些土豪劣绅,不知第二十六路军已经起义,仍把他们当成“自己人”,害怕第二十六路军撤出宁都城后红军进来,于是收拾细软和贵重物品,背着大包小包跟在第七十四旅后面逃难。这些家伙们,一直跟着进了苏区,被当地革命群众像捉小鸡似的一个个捉了起来。


当天,第七十三旅、第七十四旅先后到达固厚地区,受到中革军委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热情迎接和当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


这天晚上,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及全体指战员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郑重宣布:“我们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受国民党蒋介石的压迫,开到江西‘剿共’,但是我整个两师于1931年12月14日,在红色的江西彭湃县城(即旧宁都县城)实行革命的暴动,消灭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反革命的军官,扯毁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高举苏维埃的红旗,加入工农红军,编为中华(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了!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统一。”《宣言》号召国民党军起来,“不为地主资产阶级打仗,而为解放全中国几万万被压迫的工农打仗,不替军阀争地盘作帝国主义的走狗打仗,而为中国真正独立与和平统一打仗”。


16日,第二十六路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第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宣布了红五军团和各军领导人的任命。次日,红五军团进到秋溪、龙冈、横江地区。接着,红十四军进驻沿坝地区,红十五军进驻九堡地区。


为了加强红五军团的政治建设,将这支部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化的军队,中革军委先对其进行近两个月的整训。


首先是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确立党的领导,在军团、军、师、团一级设立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


其次,建立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


第三,组织政治学习,进行阶级教育。


整训期间毛泽东在瑞金叶坪接见了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等人。朱德亲自到医院看望了红五军团伤病员。红军最高首长亲自看望他们,使伤病员们非常感动。


为了提高红五军团的政治、军事素质,中革军委在瑞金为红五军团举办政治军事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政治、军事骨干。


经过整训,红五军团脱胎换骨,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舞台上。


本文摘自《血火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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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火鏖战: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作者:王新生

中共党史出版社2023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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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詹茜卉 陈麒伊(实习)
校对 | 苗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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