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可能真不是凭空杜撰，一群人在为皇帝制作陶俑的过程中，群体性地采取了如此态度。秦始皇即位的37年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议程往往被大家忽略了，那就是中央决策制定政务的“廷议”。作为一项非法律规定化的决策过程，秦始皇时代十分“注重大臣的看法”。廷议就是朝廷上大家共同讨论，举手表决。一旦讨论好通过表决，办公厅起草诏令拿给皇帝看，没问题之后制曰“可”，即形成法律效力。单从“物勒工名”制度这件事来说，以兵马俑所见陶文点赞秦代手工业管理并不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建立者不仅不是秦始皇，甚至也不是秦国。早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的春秋中期，齐国重臣国差曾铸造了一件储酒器——甔（dān），肩部有铭文共10行52字，内容涉及造器时间、督造者、工师、国邦安宁和“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的吉祥话，开创了产品质量管理的先河。
青铜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督造者国差，出身官宦之家，历齐惠公、齐顷公、齐灵公三代，一直担任齐国的上卿。《左传》载：“齐、晋战于鞍，齐国佐陈辞以拒晋师。”
“子子孙孙永宝用”，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标准套话，以物品经久耐用代表作器者对自己子孙后代的期望和要求，蕴含了人们对不朽观念的认识和理解。通过铸造器物，镌刻铭文，传祖先功德于后世。“永宝用”的目的是最终实现先祖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的不朽。
春秋以来，关于不朽，已经明确标志是“虽久不废”，实质是名之不朽。名之不朽，人一生最高的精神追求。国差铸器对后世质量管理之功，纯属无心插柳柳成荫。
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六韬·文韬·六守》）
周武王平定商纣之后，姜太公受封营丘地建齐国。太公认为大农、大工、大商是一个国家的“三宝”，要全面发展。手工业管理制度能最早萌芽于此，自然是与这个地区发达的工商业有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贸易往来涉及朝鲜半岛等海外地区，加强商品质量管理成为客观需要。
追根溯源，手工业管理制度与商业贸易息息相关。青铜甔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物勒工名管理制度的萌芽，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责任人模式也被世代沿袭了下来。经过三晋地区诸侯国的传播，很久很久以后秦国方开始效仿。
物勒工名制度不会起源于秦国。因为秦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基本国策。在社会经济大形势的逼迫下，直到商鞅变法之后，经过惠文王和昭襄王时期的大力推广，到战国晚期物勒工名制度才逐步得到完善。勒名格式从早期相邦（最高督造者）、寺工及丞（主造者）、工（具体制造者）三级，逐渐简化为“寺工（主造者）、工（具体制造者）”两级。无论是制度本身的出现，还是本土的具体实施，秦始皇又一次继承了祖先留下的遗产。
秦始皇自然是希望自己和整个帝国能不朽，但这个希望依托体不在地下王国那些偶人。兵马俑不用于商业贸易，物勒工名制度的落实程度没有也不需要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彻底。看懂兵马俑的“懂”，表面层次上需要客观评价其雕塑技术的高超，吹捧即捧杀。深层次上需要客观分析当时的文明程度，秦代文明绝对不比现代文明更进步，兵马俑也只能是那个阶段艺术作品的巅峰之作。
在现实生活中，秦政府除了制作管理，还有一些与物品相关的法律规定。
传车、大车轮，葆缮参邪，可殹（也）。韦革、红器相补缮，取不可葆缮者，乃粪之。（云梦睡虎地秦简《金布律》）
车辆维保，轮子歪斜变形能校正就校正，别动辄报废。皮大衣和晚礼服坏了，翻翻看，找一件坏得更严重的同类物，该换领子换领子，该换袖口换袖口。榨干物品最后的使用价值之后才能废弃。
秦法繁苛，关于惜物、惜材也絮絮叨叨般细化管理。物品是缮还是废，国有资产大到国防、农业生产，比如兵器、农具，小到零零碎碎，比如《仓廪律》中苫盖粮仓、草料的草垫子和木材，一一列入法律条文，具体咋样做，错了如何罚，依律可做可罚。
律文规定，每年七月各地处理“公器”销户，已经无法修理的，磨除器物上的标识。金属器作为二次铸造原料，都官向上对接大内，大内接受后折价，工作截止时间至七月底。都官距大内路远，可以直接运交给县，由县收取变卖。处理时如有物品不能拖延时间，要求先卖，应以文书将其情况及时报告内史。所处理物品如无法变卖而可以作薪柴和盖障用的，继续使用，完全没用才可以烧毁（云梦睡虎地秦简《金布律》）。
法律细化到如此程度，想不繁苛都难。秦人重法家，法家思想标志性的行动指南是法必明，令必行。昔日为了营造声势，商鞅在变法前夕举办了一场秀。栎阳城南门外立一根木头，谁能搬到北门就可获取50金。事情太简单，奖金太丰厚，令围观群众感到很古怪，自然会让人产生一种博彩心理，于是有人立刻获得50金重赏。“徙木立信”的行为很无聊，通过无聊的行为告诉大家只要是新法规定，不管多么荒诞不经，提出疑问没有意义，相反，听话去做总有好处。
服从就能获益，取利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如此一来，兑现重金的“信”，只是小信、浮信，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要达到目的非“信”不可，那就用“信”；如果“信”变成达到目标的障碍，那又会坚决抛弃“信”。除了发展经济和打仗不败，秦国朝堂无他事可讲。
由余原本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因逃难而入戎地。戎王听说秦穆公贤能，便派由余到秦国考察。秦穆公接见了由余。穆公好奇：任凭我们有那么多的诗、书、礼、乐、法度，为啥局势还总是乱糟糟的？戎夷人没有这些东西，如何治理呀？
由余笑着回答道：“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西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由余一番话打动了穆公，被拜为上卿。由余为穆公出谋划策，帮助秦国攻伐西戎，并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使秦穆公得以位列春秋五霸之一。淳德，淳朴之德，凭感觉、直觉行事，不必自己给自己设置道德障碍从而作茧自缚。一番谈话之后，由余得到重用，说明了秦国统治阶层对由余“不知所以治”而治的观点的认同。任凭条条框框明文规定，具体事具体分析、具体对待，这是秦国的传统。
一面是严苛的有关修修补补的规定，一面是严苛的手工业质量管理规定，两权相较秦始皇团队选择了务实。务实不是妥协，不是放水，和质量管理制度并不矛盾。政策律令的制定本来就是从实际出发，如规定百姓损坏官府器物，要照价赔偿，但为了提高生产力，推广铁制农具，有益于国，无害于人，而导致铁器被损坏，只需呈交书面报告说明情况就可以免责。
陶俑的最终用途是埋于地下，不具有现实使用的作用，只要产品能满足设计上的一般要求，也就“整体上看起来不错”。整体上看起来不错并不是完全不管，陶俑、陶马上发现的大量陶文即是证明。截至目前，3座俑坑共计发现陶文500余件，180余种。一类是编号数字；一类是制作者姓氏。制作者涉及100余人，是负责指挥不同生产小组的工师。我经手一号坑陶文34例，曾安排队友墨印捶拓，然后一笔一画地看。
首先，有代签的现象。同一个姓氏，字体风格各异，走笔特点很少完全一致，显然不是同一个人所写。想想挺正常，单位法人的印章很多时候放置在办公室主任那里，只要领导授权，主任可以代盖。
但是代签不同于伪造。伪造属于犯罪，必须严惩不贷，秦律中有相关的案例。
陶文比较“屈”字刻于不同陶俑，显然不是同一人所写
曾经胡阳少内“赠”接待了一位自称是五大夫冯将军儿子的造访者，他说自己叫“癸”，和仆人一起来南阳种田，想要贷钱二万和粮食种子，以便在胡阳县种田谋生，并随手呈上一份五大夫冯将军的亲笔私信。“赠”打开一看发现有假，就将“癸”扣押，以“挢（矫）为私书”罪系送官府，以求狱治。
一番审讯，“癸”还是继续狡辩。他说：“我就是冯将军的儿子。家丈人叫我来南阳种田为生，为便于我来借贷钱和种食，因此给我写了这封私信。我曾经到新野县去种田，很幸运，新野县丞借了钱粮给我，我在那里田作一年，那里的少吏都不敢呵斥我。我出身虽然贫贱，但做事懂得权衡轻重，也能礼让下人。现在你们却怀疑我！治罪于我，我要上诉！”
上级再审，“癸”终于交代了犯罪经过。他真名叫“学”，家住新野，和冯将军毫无瓜葛。曾在文吏岗位实习，因此有私印，会写字。家境不好，又被猪油蒙心，于是就诈称自己是五大夫冯毋择的干儿子，并以义父的名义伪造了一封私信实施诈骗，以为胡阳少内能看在五大夫冯将军的面子上贷点钱给他。一旦成功，计划添置点日用品和兵器，从秦国逃亡到楚国去。
学假冒五大夫将军冯毋择之名，并伪造私信，最后得到的制裁是：一被处以耏刑，并罚为隶臣；二以服役的形式赎其耏刑。由于冯将军当时已为卿，凡误称者都要各罚赀一盾，所以数罪并罚。
除了经过授权的代签之外，我们又看到同一件陶俑身上，刻有多个不一样的姓氏。比如有的陶俑踏板刻文“申”，颈部刻文“木”，左臂编号“八十”；有的陶俑踏板刻文“高”，颈部刻文“米”，左臂数字编号“十三口四”。难道小组成员多，设置了正副组长？两组数字又该算入谁的工效？
不知如何解释，笔者便求袁仲一先生解惑。先生笑了笑，慢慢悠悠地翻开发掘报告，说：“这件陶俑有4个人名，也不清楚为啥。”先生对“正副组长”不置可否，仅列举了例子。所说陶俑站立在一号坑东南的位置，紧邻观众参观路线。20年里我应该见过无数次，没想到原来它身上藏着一个小秘密。
本文摘编自《寻秦迹：透过秦俑看秦朝》——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1-15 09: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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