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货车司机每年到底能收入多少，怕是连一个多年的老司机也没法算清楚。扣掉平台抽成、过路费、饭钱、油钱、保险费、磨损、折旧，再加上偶尔被交警罚点款，补个轮胎，换个零件啥的.......如果再倒霉，走到半路车翻了，货物再被高速两边的村民抢了，那就会赔得连裤衩子都没得穿。
2022年6月，从汽车天窗厂辞职之后，我原打算回河南老家，可上海的封控解除之后，各地仍对上海严密封锁。我打电话咨询老家的防疫政策，工作人员不建议我现在回家，说如果硬要回，那就得拉去隔离半个月，费用一天300块。
我在天窗厂每小时工资25元，夜班26元，一天辛辛苦苦做12个小时，也才300多，实在舍不得花这个隔离费。我只能躺在小出租屋里等着，闲极无聊时，我突发奇想，何不去看看老乡刘刚。
刘刚在上海开大货车，有个抖音号，里面大多数视频都是他开货车的记录。他是一个黑胖的中年男人，叼着烟，满脸沧桑。我们好久没联系了，听说我也在上海，刘刚很开心，连着问了好几个问题：
“你啥时候来的？”
“想跟我一起玩一天？天天跟着我玩都行啊。”
“你住在哪里？我去找你，请你吃饭。”
我说太晚了，明天再见吧。放下手机，赶忙连夜把乱得跟狗窝似的小出租屋收拾了一遍，把暂时不用的杂物都搬到小厨房里。
第二天一早，刘刚就来了，我去葛隆菜市场门口接他，他骑着一辆小电动车。他又胖又壮，身高有1.65米，我猜他应该有160多斤。我问他有多重？他笑笑说有180斤，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刘刚比我大一岁。初入小学时，我和他妹妹一个班。他早我两年读书，但学习不太好，留了两级。读到三年级，我们就同班了。
他念到初一下学期，自觉跟不上，辍了学。那是1996年，刘刚15岁，怕出门打工没人要，他爸爸就托关系把他身份证上的年龄改大了3岁。刘刚在家放了半年牛，第二年，经亲戚介绍，去武汉的一家面包店当学徒，一个月100块工资。刘刚抱着混日子的心态在那里学了近一年，仅仅学会了怎么把面包做熟。之后他又回来放牛种地，偶尔在市里的建筑工地当小工。
2000年夏天，我去北京的建筑工地当小工，刘刚也去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躺在肮脏的工棚里，憧憬着有钱后的生活，他说自己要像港片里的那些大佬一样，每天戴着大墨镜，披着风衣，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农村的放牛娃从未抽过雪茄，甚至都没有在现实世界中见过雪茄，倒是对自家菜地里种的茄子很熟悉，于是他很自然地把大雪茄念成了“大雪qié”，为此没少被工友们嘲笑。
2001年，刘刚经媒人介绍，与小学同学张梅结婚。婚后也没有打工的好门路，仍在家放牛种田。2003年初，有关系不错的老同学写信给他，邀请他去广西搞装修，说一天能挣100多块。现在拿脚底板想想也能明白，在2003年，一个初一辍学，啥也不会的农民怎么可能一天挣100多块呢？那时候建筑工地的大工一天也就30多块，小工20左右。
可那时刘刚还年轻，没见过世面，根本想不到这些。他按照老同学写来的地址，坐车就去了。去的时候带了600多块钱，到了就被那帮人搜走了。然后每天让刘刚上课，给他洗脑。刘刚发现是传销之后，整天只想着离开。老同学见实在洗不动，就带着几个人把刘刚打了一顿，扔给他100多块钱，让他走了。
刘刚先坐汽车到南宁，再从南宁坐火车。怕钱不够，他只买了短途火车票。路上查票时，他躲到了厕所里，没有查到他。可出站时他被抓住了，他告诉工作人员，说他没钱了，可工作人员就是不放人。等了几个小时，刘刚只得把手伸进裤裆里，拉开内裤上的拉链，摸出了仅剩的26块钱。
那时候小偷特别多，一不小心钱就被偷走了。所以，农民出门打工，都是穿着带拉链兜的内裤，把钱装在里面。工作人员拿了20块，把6块零钱留给了他。他用这6块零钱坐班车回到镇上，又从镇上步行回了家。
刘刚说，那次自己是饿着肚子、扛着蛇皮袋走回村的。快进村时怕熟人看见他的狼狈样，就躲到一片小树林里睡了一会儿，天快黑时才往回赶，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听到有人叫门，刘刚母亲打开门走出来，看见刚出去两个多月的儿子头发蓬乱，脸上带伤，瘦脱了相。刘刚哭着把这趟去广西的经历讲给母亲听，母亲听完心疼坏了，哭着骂道：“这是什么老同学，怎么专坑熟人？外面坏人太多了，以后咱再也不出门打工了。就在家种田，我不信还能饿死了。”
刘刚的这段经历倒是和我一样，1999年我去新疆当水电工，同样没挣到钱，同样怕丢人。我是躲到菜农的小屋里，睡到天黑才敢回家。
每年正月，背着行李包出门的时候，哪个打工仔、打工妹不是想着能当个包工头，或者当个小老板呢？可真正做到的少之又少。隔壁村倒是有一个，也是初中辍学，之后在建筑工地打工。后来同学介绍他去武汉的一家灯具店打工。一个月只有两三百块钱，还经常受老板的责骂，他几次想离开。可两手空空回来又怕受嘲笑，就在那里坚持干，业务也越来越熟练。后来温州老板就把店转让给了他，温州老板家的保姆也成了他老婆。我们外出打工一个月只能挣几百块的时候，人家一年就能赚十几万了。我们还没买摩托的时候，人家已经开着轿车回来了。村里人见人夸，都眼红得要死，他的父母在村里也很有面子。
可像他这样有能力又有运气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工厂打工，或做点小买卖，过着普通而平凡的日子。还有少数人去哪里打工都干不长，挣不到钱，回乡就会受到亲友们的嘲笑，比如“那xx懒得很，今年没挣到钱”，“那xx干活儿不行，被人家撵回来了”，“那xx笨得很，怎么教都学不会，在哪里都干不好……”
所以，无论在外面打工有多苦，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
我在新疆当水电工时，每天早上8点多上班，一直做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9个小时，连着几个月不休息一天。那是怎样的人间地狱呀！如果是现在，我一天都干不下去。可那年只有17岁的我，照样坚持了半年，因为我实在无法接受自己空着两手返乡，被亲友们嘲笑。
之后有3年多，刘刚没再出门打工，专心在家种田，除了种自家的田地，他还承包了同村的20多亩田地。那些年农业税还没有完全取消，种田赚不了什么钱，也就仅能温饱而已。他的儿子一天比一天大，上幼儿园了，处处都是花钱的地方，不出门打工不行啊。
于是，2007年，刘刚和张梅把儿子放在家里，由父母带着，他们跟着熟人去宁波打工。张梅去了电子厂的流水线，刘刚去学开叉车，学会之后在宁波的工厂开了几年叉车。
那几年，我们的另一个小学同学李勇一直在上海以跑货运为生。他只读到小学毕业，但很热心。李勇开一辆“小摇窝儿”给别人拉货，我们当地人称摇篮为“摇窝”，李勇的那个小货车车斗很小，开起来摇摇晃晃，就跟摇窝似的，所以也这么叫。
李勇劝刘刚去上海发展，还帮刘刚也买了一辆小摇窝儿，二手的，一万多块钱，并给刘刚介绍活儿，带他上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艰难，刘刚不知道怎么接活儿，不知道怎么谈价格，车开得不太熟练，对上海的路也不熟。有时找不到路了，刘刚就把车停在路边，拿出上海地图，放在方向盘上展开，用手指在地图上一条路一条路地扒，一年扒烂十几张上海地图。
慢慢地，刘刚在上海站稳了脚跟，车也越换越大：小摇窝开了1年多，加了3万，换成了3.3米的微卡；微卡开了1年多，又加了5万，换成了4.2米的厢货。小厢货开了2年，觉得不过瘾，又加了4.8万，换成了5.2米的大厢货；5.2米的厢货开了3年多，又加了7.3万，换成了6.8米的厢货；6.8米的厢货开了2年多，又加了8.6万，换成了现在7.7米的厢货。
还不到11年的时间，刘刚光是换车就花了近30万。平时一算，他一个月也能挣1万多，却总是没钱花。而把刘刚带进货车司机这一行，也给了他不少帮助的李勇却在5年前转了行，他把自己的货车转让掉，去驾校当教练了。
那天傍晚，我和刘刚一起去市场买菜，路过一家汽修厂。汽修厂门口停了好几十辆各种大小，新旧不一的厢式货车，上面都挂着“转让”的牌子。刘刚指着其中一辆红色的厢式货车说：“那辆车就是我之前换下来的，跟了我两年多呀。”
刘刚像看老朋友似的，看着那辆6.8米的厢货，颇有些恋恋不舍。
刘刚的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他一直说我们这一代农村人过得苦，没文化，挣不到钱。现在活了大半辈子，几乎从没享过什么像样的福。他大儿子已经20岁了，去年职高毕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现在在学修汽车。刘刚表示自己压力很大，得给大儿子搞房子，不然没地方结婚，还得寄钱回家供小儿子读书。
2008年，刘刚拿出全家的积蓄，还借了一些钱，在镇上买了一栋小楼，花了20多万。后来装修又花了10万左右。刚买下小楼不久，刘刚的母亲就去世了。
十几年过去，小楼不但没涨价，还掉价了，只值十几万了。刘刚很后悔，说，当时要是买在市里就好了。现在刘刚的小儿子在市里读初中，刘刚为了方便父亲照顾孩子，还得在市里租房子，而镇上的小楼却长年闲置，门口的小树都长到碗口粗了。
晚上8点多，刘刚说自己接到单了。如果我想明天一起去玩，那今天晚上就要去做核酸。我说这么晚了，还有做核酸的吗？他说有，在外冈镇卫生院那里。我骑车赶去卫生院时已经快9点了，可人行道上还排着好几百米长的队伍，有很多人都穿着厂服。他们一下班就来这里排队做核酸，因为不检测，明天就无法上班。好在有三个人捅棉签，队伍前进得很快。
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在手机上查看检测结果，是阴性，我截屏发给刘刚，问我去哪里找他。不一会儿，他给我发了个定位。我买了俩包子胡乱塞进嘴里，就骑车去了。
这次是去江苏太仓拉一批货回上海，运费600块。一路上，刘刚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车友群里不断有车友联系刘刚，问他在忙什么？接到活儿没有？这趟活儿有利可图，刘刚乐呵呵地说：“嘿嘿……逮到一个小虾米呀。”
当时，上海市内的疫情防控已经完全放开了，但只能从高速进出，进高速时，工作人员给我们俩做了免费的核酸，就挥手放行了。高速路很脏，好久没打扫了。路边有很多落叶和各种零食袋，还散乱地扔着很多大小不一装着黄色液体的塑料瓶。从太仓下高速时，防疫人员给两边的车门都贴上了封条。封条约有二尺长，斜着贴在车门和门框上，一开车门，封条就会断。红底白字的封条上书：重点管控车辆，太仓高新区封。
防疫人员嘱咐我们千万不要打开车门，“如果把封条弄断了，把新冠传染给苏州人民，我们俩要负刑事责任”。我紧张极了，出门忘记上厕所了，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给忘了。
防疫人员问我们到哪里去？又看了看我们的核酸检测码，发现没问题之后终于挥手放行，但派了一辆红色的小车尾随我们。走了几公里，红色小车开始跟我们并行，小车司机打开车窗，对着刘刚大声喊：“你去哪里？你具体去什么地方？”
刘刚放下车窗，也对着下面大喊：“我去龙行洲，我去龙行洲，你可以先去那里等我们。”
红色小车搞明白我们的目的地之后，就前面开走了。
刘刚说，一个多月前，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管得严，小车跟在他的厢货后面寸步不离，全程监视，别说下车，连车窗都不让开。车窗上都贴着封条，想打开车窗往外吐口痰都不可能。相比之下，现在已经放松多了。
上海的疫情防控没有放开之前，只有运送急需的生活物资的车辆才能进出上海，进上海时，车门车窗都要贴封条，为的是怕司机被上海人感染；上海的货车司机出上海时，车门车窗也要贴封条，为的是怕上海的司机感染外地人。
我的肚子越来越不舒服，憋得汗都下来了。我知道车到山前必有路，但路在哪儿？最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呢？如果拉在裤裆里，那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呢？想想有的大货车司机，外面贴着几十个封条，好几天都无法下车，吃住都是驾驶室里，他们都是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不敢想。
刘刚按照导航的指引，七转八拐，终于开到了龙行洲的大门外。那个跟踪我们的红色小车也不见了踪迹。刘刚跟保安喊，是上海那边来拉货的，保安就把门打开了。在院内等了十几分钟，来了三个男人，天热，他们都没戴口罩。
有一个男人开着叉车准备装货，刘刚跟我说：“我的车厢他们开不好，我得下去。”他摇下车窗，把头伸出窗外问他们：“我可以出来吗？”
有个男人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儿，出来吧。”
刘刚把车窗开到底，身子探出去，不行，翻不出去。又缩回身子，再把腿伸出去，还是不行。他长得太胖了，圆滚滚的，跟个石磙差不多，两条腿又粗又短。他干脆趴在车窗上，伸手小心地把封条抠开，打开车门，跳下车去。我问他我能下去吗？他说可以，也从这边下。
我抽了些纸，戴好口罩，从他那边快速爬了下去。我不敢去厂里的公厕，怕万一给大家传染上病毒可怎么办。找了好久，才发现池塘的另一边有一片玉米地，很茂密，顺利地解决了问题。如此看来，车到山前必有路是真的。
装了几捆钢管，装好之后又测量、盘点。将近10点我们才离开。
关好车门之后，刘刚又把上半身伸出车窗，小心地把封门条贴好，用手掌仔细地拍了又拍，转回头笑嘻嘻地对我说：“还是原装货！”
回程的高速路上，有几个环卫工拖着大编织袋，捡拾那些装着黄色液体的塑料瓶子。天气炎热，他们的衣服都汗湿了。
从太仓回上海，啥也不要，一路畅行无阻，也没人检查车门上的封条是否被抠开过。回到上海那边的公司，有几辆大货车在门口等着卸货，我们也等了半个小时，终于把货卸掉，完成了一单生意。
此时已经是中午了，刘刚把车开到老地方停好，请我吃了一顿午饭。刘刚打开手机笑着向我展示，600元的运费已经到账了。这600元“运满满”没有抽成，全是刘刚的。
吃过午饭，回到停车的地方，刘刚坐在马路牙子上，打开两部手机，一部登录“货拉拉”，一部登录“运满满”，看了好多，没有一单合适的，运费太低了，平台还要抽成。有好多运单是往返上海和江苏之间的，而上海和江苏之间好多路都封了，还得绕高速，不但要付过路费，还要跑好多冤枉路，刘刚轻易不敢接。
刘刚不是货运平台的会员，每天只能接两单，每单平台要抽走15%的“信息费”。有好的货运信息了，平台都是先提供给会员，只有会员不要的，才轮到非会员接单。刘刚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办个会员，初级会员和高级会员作用不大，只是可以无限接单，“信息费”也不少收；要办就办超级会员，优先接单，也不收“信息费”，可超级会员的会费是每月1099元，每天无论出不出车，都要出30多元的支出，想想也是肉疼。
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车主也过来了，他有一辆8.2米长的厢货，跟刘刚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聊天，抱怨油贵，报怨运费便宜，报怨平台抽成太多。大家商量一番，打算去看看从上海嘉定到江苏太仓国道上的关卡通了没有。刘刚领着我们走向他停在阳光炙烤下的白色轿车，车内像烤箱一样，车座皮革散发出难闻的臭味儿。车座烫人，我们三个像三块鱿鱼肉，一下被摊贩用铲子摁在了铁板上，烫得滋滋冒油。车内的味儿还没散，刘刚就关上车门，打开了空调。
只有几公里，很快就到了。上海葛隆公安检查站外立着一块大牌子，上书：“货车禁止通行。”小汽车是可以通行的，有个瘦瘦的长发小伙子在检查进入太仓的人员的核酸码。8.2米车车主问：“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刘刚说：“我也没看出来。”
小伙子只查验了刘刚一个人的核酸码就放我们过去了。又往前走了几百米，到了太仓这边的检查站。工作人员问我们要通行证，刘刚说：“我们不去太仓了。”
我们前后有一大半货车都因为没有通行证而被迫调头返回上海。再进入上海还要查核酸码，刘刚说：“我们是刚调头回来的。”就放我们进来了。
刚走了几百米，又看见对面有两辆大货车往太仓方向驶去。刘刚说：“哎——他们怎么能过？我们刚才只看牌子上不能过就走了，也该问问检查站的人。”
刘刚又调转车头，跟上大货车，哪知大货车走到检查站却被拦住了。大货车主很生气，摇下车窗大喊着跟检查站的人理论：“病毒主要是人跟人之间传播，货物之间又不传播，现在坐人的小车能过去，拉货的大车却不让过，这是什么道理？”
理论无用，他只能恨恨地调转车头，去绕道高速进入太仓。
刘刚和8.2米车车主看到同行投机取巧不成，都笑了。刘刚说：“这两个家伙，还想走近道，乖乖地去走高速吧。”
走到沪宜公路和宝钱公路的交叉口，刘刚说，我再去看看昆山那边通了没有。
8.2米车车主说：“肯定没通。这两个检查站离这么近，封一个通一个，那不等于没封吗？”
刘刚说：“反正也接不到合适的单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去看看，万一通了呢。”
出乎大家的预料，昆山这边的大通公安检查站空无一人，随便进出，好像疫情根本不存在。两人嘿嘿笑起来，刘刚开心地说：“放开了，完全放开了！这下好了，可以放心接单了。”
刘刚放慢车速，兴奋地掏出手机拍他毫无阻拦地通过大通公安检查站，并配音：“兄弟们，我给你们探路来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昆山这边完全通了，啥也不要，连核酸码都不看了，快准备接单吧。”
刘刚准备调头返回，接单干活。8.2米车车主说：“这真奇怪吔，太仓不通，昆山通了，难道太仓跟昆山之间封了？”
刘刚说，那咱们去看看。刘刚又顺着昆山那边的沿沪大道往太仓去。沿沪大道边的围栏还没拆除，围栏上架着铁丝网，令我联想到深圳和香港的边界。前一段疫情封控时，我在上海躺在床上刷短视频，经常可以看到沿沪大道的围栏后面，每隔几十米就坐着一个看守人，以防止上海那边的人翻过来。
昆山和太仓两市之间没有任何拦阻，我们顺利地进入了太仓，绕到了太仓检查站的后面。刚才还那么难入的太仓，现在轻而易举地进来了。
刘刚笑着说：“那检查站的人会不会很奇怪，刚才明明看见你们三个人走了，不大会儿的工夫怎么又绕到后面来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问，只看了刘刚一个人的核酸码，就放我们进入了上海。他们两人笑着，摇着头说：“想不通，我真想不通他们这样搞有什么用。”
回到停货车的地方，刘刚在货拉拉上接了一单，420元，平台抽成50元。这一单没什么油水，可再不接，这一天就接不到单了。
这一次是去太仓拉8吨货到嘉定。如果不是疫情封控，直接从太仓检查站这边过来，那就只有19.6公里，还是有利可图的。可从昆山绕道，就要40多公里，来回近百公里。单是油钱就得150块左右。平台抽成和油钱先去了一半，如果再扣除各项可能产生的杂费，能剩80块钱就不错了。刘刚今天共收入1020元。
听起来也不少，但开大货车，各种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比如扣掉平台抽成、过路费、饭钱、油钱、保险费、磨损、折旧（他这辆二十来万的新货车，每年光是折旧就达3万左右），再加上偶尔被交警罚点款，补个轮胎，换个零件啥的。有时候车坏在半路，一方面修车要钱，货物没按时间送到，货主还要扣钱。如果再倒霉，走到半路车翻了，货物再被高速两边的村民抢了，那就会赔得连裤衩子都没得穿。
上海疫情封了两个多月，刘刚总共也没跑10单，还赔钱。一辆大货车放一天不动，都要折掉不少钱。所以，一个货车司机每年到底能收入多少，怕是连一个多年的老司机也没法算清楚。
从昆山过来的一路上，我们一辆货车都没遇到，刘刚很兴奋：“我不会是第一个从这边过的货车司机吧！”
到了目的地，我见公司对面有家小卖部，就戴好口罩，去买了两大瓶冰红茶。刘刚的车座后面还有一个小床，小床上放着几桶方便面、几瓶纯净水。如果晚上无法赶回家，他就睡在这张小床上。刘刚用左手摸着小床上那几瓶已经被太阳晒得温热的纯净水说：“这还不热呀，还能喝的，你花那钱做什么？”
话虽这么说，但他还是右手接过去，拧开，“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露出很享受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一个秃头男人开着叉车来装货。一个托盘上的铁件堆了1米多高，看上去非常沉重，托盘被小心地放上去，车厢被压得发出“吱呀吱呀”的惨叫声，车厢侧歪了不少。连着放上三个托盘，车厢已经明显倾斜了。我担心车厢翻过来，忙躲开很远。
装好这一边，刘刚把侧厢板放下来，扣好卡扣。秃头男又在对面装了三个托盘，车身这才正了过来。刘刚手扶着墙，上衣都汗透了，边看边说：“早知道这么重，我就不来了，这根本不止8吨货。我还得过高速，老板你再加几个钱儿呗？”
秃头男笑而不语。装完之后，他问刘刚是否能把另一个托盘带到一公里外的仓库，刘刚拒绝了。
回来要爬一座长长的桥，发动机发出沉闷的吼声。想到近期高昂的油价，我感觉刘刚口袋里的钢鏰儿在不断往外哗哗流淌。刘刚想从太仓那边直接进上海，就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向几个司机朋友咨询，货车是否能从太仓直接进入上海？但朋友都说不清楚，让他自己试试看，大不了再调头回去。刘刚考虑了一下，说：“算了，还是从昆山绕过去吧。”
我问：“从昆山这边绕道和走高速哪个更远？”
刘刚说：“都差不多，从昆山这边走可以省20多块钱的过路费，一来一回省50块钱左右。”
进入嘉定保税区，工厂的厂区很大。刘刚叫我下车，我们两人在门卫处登记，查看核酸码，之后才获准进入。卸车时，我去了趟厕所，从厕所出来，无意从旁边的小门走进车间看了看。车间里很吵，机器臂不停地伸缩焊接，发出吱吱的噪声，车间里迷漫着淡蓝色的电焊烟。电焊车间没法装空调，车间比外面还热。相比之下，我刚辞职的天窗厂简直就是天堂。
一个中年妇女热得受不住了，就来到车间外面喘口气。她浑身是汗，脖子和脸通红，不断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满脸的疲惫。
这家工厂一年四季招工，中介总说，活不重，有机器人焊接，工人只做些辅助工作，很轻松。一些专家也经常在媒体上为工厂发声，说年轻人宁愿送快递也不愿进工厂，应该想办法把年轻人弄进工厂。可是这里的小时工每小时21块，做8个小时只有168块钱，除了这点钱，没有其它任何福利。每天就是不干活，只来车间里坐着，听8小时吱吱的噪声，呼吸8小时有毒的气体，拿168块，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这里吗？
刷短视频时，看到一个记者在深圳火车站采访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嫌深圳工厂的活儿累，工资低。他听说上海的工资高，因为上海疫情很多人回老家了，工厂招不到人，一个小时30多块钱。他已经买好到上海的火车票，就准备来上海挣高工资了。
我想这个小伙子可能要失望了，等来了上海他会发现，对于底层的苦力来说，沪深两地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这些底层的打工者跟100多年前英国作家哈代笔下的低层穷人一样，他们每年也喜欢搬来搬去，想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这些农田工人，总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是埃及，总老远看着别的地方是福地，到了他们搬到那个福地住下以后，那个福地自己就又依次变成了埃及了。”（编者注：摘自《德伯家的苔丝》）
第二单成交之后，刘刚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原本不应该再去讨扰，可我确实想去他住的地方看看。原计划炖排骨吃，结果排骨卖完了，刘刚就买了几斤肉骨头。我买了一箱啤酒，刘刚抢着付钱，被我推开了。
刘刚和人合租在一个拆迁补偿小区的四楼，81平，两室一厅。房东多是镇上的农民，因为占地拆迁赔的房子，每家都有四五套，住不完，就拿来出租。几乎所有用来出租的房子都是毛坯房，水泥墙面，水泥地板。卫生间里只装了马桶和热水器，墙面和地板也是水泥的，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
刘刚从房东手里租下这套毛坯房，每月1600块。最初的几年，只有他们夫妇住。后来随着油价上涨，再加上疫情，钱越来越难挣，刘刚就当起了二房东。刘刚和妻子住主卧，把次卧租出去，月租400元。后来刘刚又买来石膏板，把客厅隔成一间房，每月600块租出去。
厨房也很简陋，只装了一个洗碗池。靠墙摆着一个碗柜和两张木桌。刘刚占着碗柜，两个租户各占一张桌子。住次卧的小伙子也是货车司机，他还没结婚，不用养家糊口，所以舍得花钱，每天都在馆子里吃，吃完再去网吧玩到很晚才回来睡觉。他从不做饭，桌子上啥也没有；刘刚两口子经常做饭，桌子上的瓶瓶罐罐最多；住客厅的男人在一家汽配厂的流水线上打螺丝，厂里管饭，他平时也不做饭，只有星期天，老人带孩子来玩时做几顿饭。
刘刚的妻子张梅，是我堂姐，大我1岁。她是我婶子抱养的姑娘，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婶子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听村干部说只生一个好，就去结扎了。结扎之后才发现，我们村子里每家都是几个孩子，她又后悔了，就去抱养了一个女娃，这个女娃就是张梅。
张梅中等个，圆脸，一双大眼睛，也挺好看的。见人还没说话，先是一脸的笑，就是皮肤有些黑，那是晒的。她很勤快，天天帮家里干农活儿、放牛、打猪草，不黑才怪。读小学的时候，她的成绩还是挺不错的，到了初中就不行了。再加上婶子也不是特别支持她读书，所以读完初一她就辍学了。
20岁那年，媒人把她介绍给了刘刚。两人是小学同学，张梅和刘刚的妹妹也是好朋友，大家都知根知底。那时的刘刚虽然个子不高，但远没这么胖，还算好看，张梅也就同意了。自从她结婚之后，我们有10多年没见面了，她今年也41岁了。
刘刚抬腕看了看表，估摸着张梅下班了，就给她打电话，让她带包烟回来。肉骨头难炖，到8点15分，刘刚才开始炒菜，又过了几分钟，门锁转动，张梅回来了。
我起身笑着跟她打招呼，她愣了一下，还是一脸的笑：“唉呀，你怎么来了，好多年不见了，这要走在外面我都不敢认。”
确实，我变了很多，她也变了好多，皮肤变白了。在我的想象中，她应该变成了粗壮的中年妇人，然而并没有。刘刚问她买烟没有，她笑着说：“忘了，你每天吸那么多，不会少吸点儿？”
张梅已经在厂里吃过饭了。她帮着刘刚做饭，把炖好的肉骨头倒在大瓷盆里。我问她上班累不累？她说很累，每天12个小时，但有两个儿子要养活，不干又没办法。
住客厅的男人回来了。有40来岁，秃头。可能是在厂里洗过澡换过衣服了，穿得干净利索。刘刚邀请他喝几杯，他径直回屋，摆着手说：“不喝，不喝。”张梅问他，放在他那边阳台上的花浇水没有，他说浇了，每天都浇。张梅就去阳台上看了看，说花长得不错。刘刚和张梅再邀请他喝酒，我也起身让他，他就过来坐下了。给我递烟，我摆手谢过，他就和刘刚抽起来。
张梅去洗澡了，刘刚拿过一只碗，挑了块最好的肉骨头放到碗里，给她留着。张梅洗过澡，换了睡衣，脸上贴着面膜。刘刚和房客不停地抽烟，左手夹着烟，右手端着酒杯。喝口酒，夹口菜，咽下后再抽口烟。一顿饭的工夫，他们每个人面前的水泥地上分别丢了七个烟头。
张梅说：“你以后别抽了，把烟戒掉。”
房客说：“你见过不抽烟的货车司机啵？”
张梅说：“那肯定有。”
房客说：“谁？你能说一个出来啵？”
张梅想了想，没吭声。说完，房客又递给刘刚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吃过饭又聊了会天，刘刚说他又被扣分了。房客说，扣分正常，哪有开车不扣分的。张梅又想起来，说一天早上，刘刚开车带着她，停在路边吃早餐，就停了一会儿，被扣了2分，罚了200块钱。出去买2分要400块，“一顿早餐花了600块呀，心疼死我了。”
将近10点了，我起身告辞，房客也回屋睡了。刘刚起身送我，我说不用，他执意送到楼下。他把白背心卷到胳肢窝里，撅着圆滚滚的肚皮，好似怀胎三年。我伸手拍了拍，硬邦邦的。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就问刘刚，刚才房客说他的驾驶证有12分，想找中介卖掉，估计能卖8000块。我没有驾照，也不懂怎么买卖分数，可刘刚买1分才200块，他的12分如何就能卖8000块呢？
刘刚说：“他不懂，我也懒得跟他争论。我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想着咋搞钱，与此无关的都跟我没关系。”初中辍学，农民工，
干过缝纫工、泥瓦匠、
水电工、锅炉工等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3-1 10: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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