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二十二日，整个北宋朝廷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原来这天，大臣杨维德进言，说最近天空出现"客星"，这是象征着"国有大贤"的吉兆。请皇上下令，让史馆记录下这桩难得的盛事。宋仁宗见大家这么配合地赞颂自己，当然也是乐不可支，马上准允照办。
所谓客星，就是忽然出现的新天体。按照《宋会要》的记录，这颗客星实则在当年五月就已经现身："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天关星，即今天我们说的金牛座的一员。有意思的是，就连大白天都能观测到这颗耀眼的客星。一直到一年又十个月后，它才彻底消失。
虽然以天象寓意吉凶的迷信说法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1000年前的这几条天文观测记录，却被现代科学家们挖掘出了全新的价值：这是人类记录下的第一次有明确时间的超新星爆发。而它留下的遗迹"蟹状星云"，一直都是被研究最多的太空目标之一。
那么，大张旗鼓向宋仁宗汇报这一神奇天象的杨维德到底是何许人呢？原来，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曾经命天文官韩显符教授学生使用浑仪之法，杨维德正是其中一员。后来，他还一路做到了司天监春官正（掌司四时及其方之变异）。
司天监，看名字也能猜到，这就是宋代专门负责观测星象的机构，即当时的国家天文台。
约2014年，西班牙拉帕尔马天文台利物浦望远镜拍摄到的蟹状星云图像。《宋会要》记载的宋仁宗年间“客星”的出现，是人类记录下的第一次有明确时间的超新星爆发，而它留下的遗迹“蟹状星云”，一直都是被研究最多的太空目标之一
宋太宗对于掌握观测天文能力的民间术士，有着极强的防备心理。太平兴国元年（976）十一月，刚登基不久的宋太宗就下达禁令：
"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下，敢藏匿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
等于说，太宗试图将全国范围内有天文方向专业知识的人一网成擒，为此不惜开出举报一人即得三十万钱、藏匿者直接处死的旨意。仅仅一年后，宋太宗再次重申，说上回各地送到汴京的术士，经过朕的测试，根本就是一群滥竽充数、招摇撞骗的无知小人罢了。他们装神弄鬼，不过是为骗取百姓的钱财，"皆懵昧无所取"。从此以后，民间所藏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其他阴阳书，"限诏到一月送官"。朝廷计划彻底垄断掉研习天文知识的途径，从而将吉凶祸福的解释权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上。
既然司天监作为国家天文台，朝廷自然会组织为其研发最为精密的观测仪器，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苏颂创制的水运仪象台，也号称是世界最早的天文钟。古代王朝有所谓五德始终论，宋朝自认属于火德，而水又克火，所以宋哲宗还为这座水运仪象台更名为"浑天仪象"。苏颂并非一位专业天文官，而是宋哲宗时期的宰相。很有趣的一点是，他跟"三苏"一家交往匪浅，跟苏洵有联宗之谊。所以，虽然水运仪象实际上是许多人共同协作制造的，但有苏颂这样出众的士大夫领衔，其他人的光芒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掩盖了。
据《石林燕语》等书记载，苏颂曾在熙宁十年（1077）末出使契丹，当时宋辽两国历法不同，碰上了冬至日正好相差一天的情况。虽然苏颂出于维护国家尊严的考虑，在契丹人面前坚称"历家算术小异""各从其历可也"，但回朝之后，却不得不对宋神宗坦白，说契丹历法的精准度实际上超过宋朝。
一向被宋人视作蛮夷的契丹，却在历法上优于中原，这对宋朝君臣必然产生不小的冲击。之后苏颂研发出空前精密的水运仪象台，恐怕与此次事件不无关系。幸运的是，苏颂将水运仪象台的创制思想以及部件的形制都记录了下来，编为《新仪象法要》一书。科学家因此成功复原出了这一奇器。
水运仪象台（1:4 大小的复原模型），现藏开封市博物馆。是宋代天文仪器巅峰之作
说苏颂这件水运仪象台是宋代天文仪器的巅峰之作，是元朝时就有的结论。北宋灭亡后，汴京的天文仪器许多都被金人搬迁到中都（今北京），元朝人依旧还能见到其中不少实物。元末修《宋史》时，在《天文志》里评价了张思训的太平浑仪、皇祐仪、沈括的熙宁浑仪、苏颂的水运仪象这4架北宋时建造的最为出名的天文观测器械。前三台都有论述它们的欠缺之处，唯独苏颂的水运仪象得到的都是赞誉之词。
可惜的是，拥有如此出众仪器的司天监，其观测天文的结果，也需要时不时"偏离"事实。不要忘了，在古代天象可是被认为有预报王朝兴亡的作用，谁敢乱说话呢？
司天监的"编制"约为20人，包括监、少监、丞、主簿、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灵台郎、保章正、挈壶正各一人，以及礼生和历生各4人。其中，监与少监因为官品高，分别为正三品和正四品，不经常设，而是以朝中高官为"提举司天监"等职兼理。此地的官员们并不负责治民理政，而是专掌天文术数。这类以某项技能服务朝廷的职业型人才，被叫作"伎术官"，我们熟悉的御医、御用画师都是同一群体。
水运仪象台内部结构示意图。其中，以最下层的动力装置和报时机关最为精密。由昼夜机轮和五层木阁组成，木阁中共有木人 162 个，分工精细，计时准确，据说一天一夜只误差一秒
可想而知，在官员团队之中，伎术官的地位较低，普遍容易受到轻视，往往不被视作士大夫，但他们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司天官中出现了不少家族世袭的现象。比较著名的就是周克明一家。自唐末僖宗朝开始，周克明的祖父周杰就以"精于历算"著称，被南汉政权任用为"知司天监事"。南汉为宋灭亡后，克明之父周茂元归宋为天文官。周克明最后也在宋朝五迁至春官正一职。
如此说来，司天监岂不是一个"学阀"林立之所。这种垄断性质的机构，因为有恃无恐，难免落入闭门造车、欺上瞒下的结局。
观测天象，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就好像出现日食会被解读为女主临朝、阴盛阳衰一样，倘若在一些敏感时期，司天监上奏发生了什么奇异的天象，那朝廷里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必然争相以此为武器，互相攻击，直指正是因对方乱政，才致使上天示警。
从这个方面讲，司天监的观测结果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着人心的安定与否。宋朝在历法上的变动堪称历朝历代之最，开国后相继编订了《应天历》《乾元历》《仪天历》《崇天历》《明天历》《奉元历》《观天历》《占天历》《纪元历》等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追求预报日食的准确性。当司天监呈上会发生日食的预测之后，皇帝就要避正殿、减常膳、穿素服、罢歌舞，用一系列方式平息上天的怒火。可想而知，要是预告出错的话，会给朝廷带来多大的尴尬。可如果测得太准，如实报告各种凶象，那也纯粹自寻死路。准和不准之间，对于司天监来说，更多时候是一个人情问题。
《新仪象法要》，北宋，苏颂著，清钱熙祚校，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书将水运仪象台的创制思想以及部件的形制都记录了下来，成为后世科学家得以成功复制这一奇器的根据
众所周知，宋代的"武功"向来不甚辉煌。尤其是宋真宗在与契丹达成澶渊之盟后，深觉自己的形象受损，便试图以"天书"和"封禅"来淡化和议的耻辱。这时候，司天监也合时宜地上报说出现了五星会聚的祥瑞。
堪称最没有底线的案例，发生在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这年五月，司天监称即将有日食，但此后日食却一直没出现。大臣们表示，这并非是司天监预报不准，而是因为皇上的德政感动了上天，才特地取消了本该发生的日食，"中书奉表称贺"。
这种无底线利用司天监拍当权者马屁的行为，在南宋人洪迈所著《容斋随笔》里就有一段精湛的吐槽，他说本朝的星官们"占测荒茫，几于可笑"。元祐八年（1093）、绍圣元年（1094）、元符元年（1098）、元符二年（1099）的四次星占结果都是出奇的一致，主"贤臣在位"。然而，此时正值宋哲宗时被视为权奸的章惇担任宰辅为所欲为之时，所谓贤臣又在哪儿呢？天文推演明显已经沦为章惇用来营造对自身有利的舆论的大杀器了，司天监自然识相地按照宰相的文案策划一系列"天象"。
不过，倒也不必把古人想象的过于迟钝。早在宋太宗打压民间天文学的同时，就意识到了需要设置一个跟司天监并行的机构，作为监督和参照。原本的司天台主簿郑昭晏被宋太宗改任为翰林天文官，在大内侍奉，以备皇帝咨询。这一制度在宋真宗即位后照样继承了下来，并在景德元年（1004）之前发展成了独立于司天监的翰林天文院。
石刻天文图，现藏苏州石刻博物馆。该全天星图由南宋黄裳绘制，刻于 1247 年，直径 91.5 厘米，位于石刻上半部，下半部附有说明文字。该石刻天文图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根据实测绘制的全天石刻星图，观测年代为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
翰林天文院设置于禁宫之中，拥有一套专属的观测仪器，"漏刻、观天台、铜浑仪"都和司天监的配置相同。每晚天文院的官员观测完毕后，要在皇城的城门开启前，将结果呈交。城门开启后，司天监的文书被放行入宫，两份文件一对比，便知天象观测的结果是否足以令人信服。
人人都说伴君如伴虎，司天监的人难道还敢在皇帝面前插科打诨吗？史书中的一件小事能充分说明问题所在。嘉祐五年（1060），"权判司天监"周琮上奏，说出现了大流星，是胡虏（契丹）将要入侵的征兆，得预先防备。可是，契丹那边没动静，反倒是南方的交趾进犯广南了。而周琮竟然还骄傲于自己说中了会发生战争之事，向仁宗邀功，结果被仁宗痛骂一顿。可见，在市侩的性格驱使下，皇帝的威严也并非可以时时起到震慑作用。
天文官们也很清楚司天监的观测结果会在朝廷政务中起到政治风向标作用，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这群技术岗的官员，竟然练出了一番察言观色本事。他们会预先准备好多个版本的解说之词，一看形势不对，就立马话锋一转，在这般有意造伪之下，有没有实际观测都并不重要了，反正都是拣好听的话说罢了。即便如此，司天监与翰林天文院也依旧是皇家眼中自己独有的专利。宋代严禁天文官们私下为臣民占卜，学生以下令三人为一保，互相检举揭发。
吃着世官世禄的司天监，却在宋神宗时代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改革风暴。而它的发起者正是以《梦溪笔谈》闻名于世的沈括。
提起神宗朝，王安石变法的起起落落是一个永不褪色的话题，新旧党争更是延续到北宋近乎灭亡之时。为了让神宗坚定变法之意，《宋史》说王安石的支持者们"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言外之意就是旧党时常以出现不吉利的天象为借口来攻击新党和新政，所以王安石一系才要极力撇清，坚称所谓天象只是自然现象罢了，跟人间的政治其实并无关联。
据载，一向不满王安石的名臣富弼在听说这事之后，极为忧心忡忡："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
既然双方都围绕着天象做起了吉凶祸福种种文章，那么司天监服从于哪一派便成了党争中一个重要的筹码。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与王安石拜相几乎同时，宋神宗下诏，规范司天监奏报吉凶的行为，要求必须言之有据：
司天监每有占候，须以经具闻，如隐情不言善恶，有人驳难，蒙昧朝廷，判监以下，并劾罪以闻。
很明显，旧党为了反对王安石，已经暗示司天监以后再有什么上奏的话，都要向不利于新党的方向进行解读。在此之前，提举司天监的正是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司马光很早就请求宋神宗考核司天监官员的实际能力，"夜于浑仪台上指问逐人在天星宿，若问士不识五以上者，降充额外学生"。通过对司天监的整顿，将这个能预言吉凶的机构把握在手中，不就等于掌握了舆论的武器嘛！
司天监中受旧党指挥的部分官员，像是司天监灵台郎亢瑛依旧以"天久阴，星失度"为由，提出要罢免王安石以当天变。亢瑛后来被宋神宗刺配英州牢狱，但这事还是给王安石提了个醒，司天监必须要由自己人统领。而这个被王安石选中的人才，正是沈括。
沈括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在熙宁变法之初，沈括一直是坚定的变法派，这没有疑问。而沈括也是我国科技史上一个类似百科全书式的人才，他不仅通晓天文水利勘测中的种种机械制造，还在《梦溪笔谈》里记录了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故事，实为士大夫中的奇人。早在宋神宗之父英宗在位时，沈括就参与过详定浑天仪工作，让他负责司天监，称得上是合情合理。
苏颂星图·浑象南极图（复制品），现藏开封博物馆。“苏颂星图”为编在《新仪象法要》中的一系列星图，其中以南、北极为中心绘成的两幅圆图结合即为全天星图，共记录 1400 多颗恒星，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
沈括主持司天监事务不久，就发现这座大宋的国家天文台，已经糜烂到了几乎无可救药的地步。《梦溪笔谈》里就有一节直言当时司天监的乱象：
近岁皆是阴相计会，符同写奏，习以为常，其来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为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据小历所算躔度誊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备员安禄而已。
本来有互相对照监察作用的司天监跟翰林天文院，此时居然串通一气，永远只上报早就暗地里商量好的完全一致的观测文书。更有甚者，历代制作的天文仪器，此时已经彻底沦为摆设，因为司天监早就不再真正运转了，天文官们呈给皇帝的各种天象，只是按照民间流传的"小历"推算出的结果而已。反正皇帝也不可能亲力亲为去一个个核实，大家干脆集体消极怠工，白拿工资吧。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宋初对于民间研习天文知识采取严厉打压的态度，但古代王朝对于基层的控制力毕竟是薄弱的，再严苛的禁令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松弛。官方机构陷入停滞，要改革的阻力必然相当大，与其跟既得利益者们纠缠不休，不如直接从民间引进新鲜血液。沈括于是"募天下太史占书、杂用士人，分方技科为五"。《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五年（1072），沈括甚至向宋神宗举荐了精于术算的楚州盲人卫朴进入司天监参与新历法的创制工作。
盲人似乎自古就被认为精于易学和术算。早在春秋时代，《国语》《左传》等典籍中，就记载类似晋国盲人音乐家师旷拥有预言之术的故事。通晓这类经典的宋代士大夫们，自然也会受此观念影响，认为盲人有"知神机"的天赋。卫朴能进入司天监工作，应是得益于此。可惜的是，因为史料缺失，我们不知道他的早年经历如何。但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花了不少笔墨描写卫朴高超的运算才能：
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蚀，但口诵乘除，不差一算。凡大历悉是算数，令人就耳一读，即能暗诵；傍通历则纵横诵之。尝令人写历书，写讫，令附耳读之，有差一算者，读至其处，则曰此误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运筹如飞，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处，则拨正而去。
卫朴可以不使用测算工具，只用口算推出古今的日食月食，不差一个数。但凡正式的历书都是算术，卫朴让人在耳边读上一遍，就能够将其背诵下来了。他曾经让人抄录历书，写完之后，便让人在他耳边诵读一遍，其中有算错一个数的，读到这个地方时，卫朴则会说："此处的某字是错误的。"
只不过，纵然有卫朴这般人才的帮助，沈括在司天监的改良计划进行的也并非那么顺利。首先，因为仪器都长久未曾使用，不少早已损坏，要修历就必须再造一批新的。熙宁七年（1074），沈括在迎阳门向宋神宗和诸位大臣展示新制成的浑仪和浮漏，并接受考核，得到了一致的嘉奖。
然而，正如刚刚提到的，司天监里早就不进行实际的天象观测了，历年记录下的观测数据都是伪造的，想修历法，没有数据作为参照怎么能行呢？但观测天象并积累足够多的材料，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正是因此，沈括在熙宁八年（1075）闰四月献上的《奉元历》虽然在旧历的基础上修正了多处谬误，但是颁行之后的几个月就发生了预测月食失准的尴尬情况。对此，沈括辩解道：
前世修历，多只增损旧历而已，未曾实考天度。而卫朴造历，既正气朔，又置五星候簿。其法须测验每夜昏晓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录之，满五年，其间剔去云阴及昼见日数外，可得三年实行，然后以算术缀之，古所谓缀术者此也。是时司天历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恶朴之术过己，群沮之，屡起大狱。虽终不能摇朴，而候簿至今不成。朴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术，但增损旧历，正其甚谬处，十得五六而已，然已密于他历。
《梦溪笔谈》，北宋，沈括著，明汲古阁刻本，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沈括曾掌管司天监，参与详定浑天仪工作，改革历法。他晚年定居江苏镇江，在梦溪园写成《梦溪笔谈》，书中涵盖大量有关科学技术内容，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原来，那些世代承袭职位的天文官们，见到卫朴的本事远远超过自己，用尽了一切办法陷害他并阻止新历的实施。卫朴本打算重新制作候簿（即观测档案）的计划，也因此中途夭折。没有足够的数据，卫朴也没能完全施展出本领，《奉元历》因此无奈地留下缺憾了。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3月上，原标题为《从苏颂到沈括 在司天监工作是什么体验？》，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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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13 08: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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