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刚卸任和州刺史的刘禹锡受到一位李姓司空（古官名）请他到府上宴饮的邀请，遂欣然赴约。李司空也为之厚设琼浆，雅奉美人。觥筹交错之间，刘禹锡望着李司空宴上鬟髻如云、酒冽泉香的气派万分慨叹，而李司空却是波澜不惊，视之如常。刘禹锡便趁美人劝酒之时，借题即兴作了一首诗，这正是流传至今的《赠李司空妓》，而今日形容人看惯某事、泰然处之的著名成语“司空见惯”也正是典出此诗：李司空阅后，爱其风雅，大方地将这位美人送给了刘禹锡。
可以想见，这位见惯了秾歌艳舞、金瓯玉磬，更是能随手赏出美人的“李司空”必是位奢侈无度的贪墨之官。那么，这位司空姓甚名谁？《太平广记》中将此人定为李绅：“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绅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座上赋诗曰：䰀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而李绅正是大名鼎鼎的《悯农》诗作者，写下了许多人在童蒙之际便能吟诵的名句《太平广记》这样一写，众人纷纷震惊叹惋，谁能想见一位笔下尽是悲悯之心，如此倡导节俭的人竟有如此奢靡的私生活，哪里有他诗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悯农之心？可谓是道貌岸然。
纵观刘禹锡、李绅的宦途沉浮，其实可以轻易证伪《太平广记》的说法。李绅终生未曾担任过“司空”一职，而刘禹锡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出任和州刺史，这一年，李绅因被朝臣李逢吉及其党羽暗害，被放逐至端州，即今广东肇庆。和州自古属安徽，刘禹锡纵要以刺史之名自称，也应是“和州刺史”绝非“苏州刺史”。《陋室铭》轴，明，文徵明书，所书内容为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来源/故宫博物院而刘禹锡卸任和州刺史，回到洛阳的时间是宝历二年（公元826年），那时的李绅正就任江州长史，江州即今江西九江，正是白居易曾经泪湿青衫的伤心之地。江州李绅便也更无法在洛阳为刘禹锡设宴了。李司空既然不是李绅，那到底是哪位高官显达？此事并无定论，但宝历二年，确实有一位李姓司空，他也恰好具备宴请刘禹锡的地理条件。讽刺的是，这位李司空竟正是陷害李绅并致其被放逐的李逢吉。由此可知，这位奢靡的李司空并不是李绅，李绅也从未在史书中留下任何贪墨、生活奢侈的明文记载。他一如《红楼梦》中的晴雯，替他人“枉担了虚名”。至于那位堂皇气派的李司空究竟是谁，恐怕只有刘禹锡与时人才能知晓了。那么，洗脱了污名的李绅本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在中唐上有“牛李党争”，下有民生苦难的大环境中，他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新唐书·李绅传》中，有几条记载或可一窥李绅的为人。李绅客居金陵时，面对叛臣李锜的拉拢屡次劝谏，甚至面对架在脖颈的刀刃也毫不退缩。这样的宁死不屈，颇有当年“强项令”董宣之风。《新唐书·李绅传》：“元和初，擢进士第，补国子助教，不乐，辄去。客金陵，李锜爱其才，辟掌书记。锜浸不法，宾客莫敢言，绅数谏，不入；欲去，不许。会使者召锜，称疾，留后王澹为具行，锜怒，阴教士脔食之，即胁使者为众奏天子，幸得留。锜召绅作疏，坐锜前，绅阳怖栗，至不能为字，下笔辄涂去，尽数纸。锜怒骂曰：‘何敢尔，不惮死邪？’对曰：‘生未尝见金革，今得死为幸。’即注以刃，令易纸，复然。或言许纵能军中书，绅不足用。召纵至，操书如所欲，即囚绅狱中，锜诛，乃免。或欲以闻，谢曰：‘本激于义，非市名也。’乃止。”而李绅也并非徒有诗文之才，他在任时颇有政声，甚得民心，在不少就任之处都留下了明文载传的政绩。如治理老虎之患、恶人之劫、蝗灾等。“霍山多虎，撷茶者病之，治机阱，发民迹射，不能止。绅稿袭至，尽去之，虎不为暴。”“河南多恶少，或危帽散衣，击大球，尸官道，车马不敢前。绅治刚严，皆望风遁去。迁宣武节度使。大旱，蝗不入境。”白居易也曾为李绅写过碑铭序文，并在其中盛赞李绅广受治下百姓爱戴，称其离任场面有如婴孩送别慈母。
《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诏下之日，出次於外，军门不击柝，里巷无犬吠，从容五日，按节而东。百姓三军，挈壶浆，捧箪醪，遮道攀饯者，动以万辈，皆呜咽流涕，如婴儿之别慈母焉。”
即便是与自己同族的亲近之人，若有不当之举，李绅也会厉声责备。然而，过刚易折，也正是因为李绅的刚正，激化了他与李逢吉的矛盾。此后李逢吉便与同党伺机策谋，陷害了李绅。而李绅流传颇广且颇有争议的举措，是其就任淮南节度使期间所判的“吴湘案”。吴湘被指控贪污，并违背唐时律例与治下百姓之女结亲。李绅委派判官核实后，数罪并罚，处决了吴湘。然而，这桩案子背后却牵扯了极度复杂、追溯甚远的朝堂争斗。吴家早年曾因罪长期被放逐，因此对当时手握重权的宰相李吉甫心怀怨恨，转而投靠其政敌李宗闵。时人便纷纷怀疑，李绅如此惩处吴湘，是否有讨好宰相之嫌？经查，吴湘确是有贪污情状，不算枉杀。但是，他所娶的妻子却也曾是官员之女，这一条罪证应为错判。最终，此事被李绅、李吉甫的政敌死死咬住，即便是在李绅身死之后，也并没有放过他。彼时，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离位失势，而李宗闵的党羽风头正盛，于是李绅等一派朝臣生者被虐杀，死者被削官，还遗祸子孙。诚然，李绅卷入过充满铜臭与权势的党争。但他身处中唐这样纷繁复杂、矛盾尖锐的社会与官场环境中，如果一味消极避世、独善其身也许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才能。相比之下，积极入世、妥善处世才是行之有效的经世致用法则。古往今来，做出如此选择的士大夫并不少，有在汉魏更迭之际和光同尘的荀彧，也有在明代内阁权力斗争中左右逢源的张居正。而李、荀、张这样有济世之心的入世能臣，最终却都未能得到一个好结局，亦良足可叹。好在皇帝偶然发现李绅屡屡支持自己的文字，消除了对李绅的误解，烧毁了李逢吉对李绅的诽谤之语。李绅死后谥号文肃，经天纬地曰文，慈惠爱民曰文；刚德克就曰肃，执心决断曰肃。这样的谥号，也是对李绅为人的旁证。影响李绅一生的“吴湘案”也是牛李党争的关联要案。从事发到定案，从涉案人员到翻案缘由，都牵涉着不同党派的不同诉求。所以，在时代的风雨之中，即便位尊如李绅、李德裕等，也难以窥探自己命途的曲直明灭。李绅的悲悯之心，早在入仕前便早早显露，更不同于诸多显贵之后就忘初心的同僚，李绅对中下层百姓的体恤之心可谓是“吾道一以贯之”，是一位真正践行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官员。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尚未入仕的李绅曾效法中晚唐时盛行的“行卷”，即士子应试前毛遂自荐的举措，找到当时的政治家吕温赴荐。吕温读到李绅的《悯农》后大为快慰，直言能写出这样悲悯诗歌的李绅，日后必能贵为公卿宰相。范摅《云溪友议》：“初，李公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光化温谓齐员外煦及弟（吕）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从汉魏时期开始，曹丕首先倡导发掘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将其从政治作用和实用性中独立出来，到了唐代，古代文学的艺术性已经达到了高峰，诗歌似乎早已不必用来警示世人。然而，李绅与白居易、元稹等一众诗人，却在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也就是在保留诗歌本身艺术价值的前提下，以民生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现实主义诗作，上警公卿，下悯小民。从文学成就方面来看，李绅推动了“新乐府运动”，他将古风、汉乐府、诗经文体与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对当时的大家元稹和白居易都起到了范例先驱的榜样作用。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和《乐府古题》都是效法李绅已经失传的《新题乐府二十首》而创作的。元稹《乐府古题序（丁酉）》：“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有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而李绅喜题古风的原因，正是因为《诗经》与乐府之中有诸多着眼于底层百姓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将诗歌创作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艺术价值更为纯粹的“政论文”，是对魏文帝曹丕所倡“诗赋不必寓教训（出自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诗缘情”的文学自觉理论在中唐时期、在古代文学发展到新阶段时的一次继承和回归。
魏文帝曹丕画像。来源/《历代帝王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李绅的生平际遇让《新唐书》的编纂者也为之叹惋，哀惜李绅因才气与风骨被重用，却因屡屡被政敌陷害，最终也未能一展平生抱负，怀抱着未遂的志愿而死去。《新唐书·李绅传》：“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而屡为怨仇所拫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终。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虽没而坐湘冤云。”恐怕李绅本人也未曾料到，在自己身死之后，还会被古人今人多番误解。笔者将他的《悯农》诗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略作仿写，以期总述全文。[1]刘政秀. 由吴湘案管窥党争对唐律实施的影响[J]. 兰台世界, 2023, (01): 150-152.[2]吴怀东.诗与史——李绅《悯农》诗再论[J].名作欣赏,2021(28):114-118.[3] 吴歌. 被抹黑的“悯农诗人”李绅 [J]. 江苏地方志, 2022, (05): 61-63.（编者按：另有《悯农》作者为聂夷中、《苕溪渔隐丛话》、施元之各自称设宴答诗之典故应以韦应物、杜鸿渐为《赠李司空妓》诗作者等未证说法，暂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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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4-3-18 08: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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