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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助力秦始皇统一大业的郡县制却搞垮了明朝?顾炎武:我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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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0 11:1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助力秦始皇统一大业的郡县制却搞垮了明朝?顾炎武:我有话要说

 阿吉 国家人文历史 2024-03-20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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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2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分 钟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 1613 年),一个新生命悄然降生,他便是顾炎武。彼时的明朝,宛如风中残烛,距离灭亡仅剩下短短三十一年。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局势动荡不安,社会矛盾激化,边疆烽火不断……顾炎武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逐渐领悟到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性。他深知,明代衰落的关键之一,是其所实行的郡县制存在缺陷,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了严重失衡。

事实上,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历朝历代都极为关注的重要课题。纵观史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周而复始的现象:中央限制权力,国家的发展就会缺乏活力;而赋予地方政府过多权力,又容易引发割据势力的兴起。历史似乎就在这样的起伏中不断前行。

那么,明代为何选择郡县制?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衡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权力冲突呢?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演变

郡县制的诞生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看早期是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郡县制又是如何诞生的?

西周建立以后,为了照顾到各位亲戚和建国功臣的情绪,并借助他们的力量巩固统治,周王室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课题上,给出了“分封制”的答案,即“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地方的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享有绝对自主权,占有封地的所有资源(包括人民)和收益;他们可以组建自己的军队;爵位也可以世袭,世袭者拥有同样权力。但同时他们也要承担相应义务:包括服从君主的命令、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朝觐述职等。但由于诸侯在自己领地内享有极大的自主权,他们逐渐脱离了周天子的控制,最终形成了称霸一方的割据势力。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面对更加辽阔、情况更为复杂的帝国,需要更认真地思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否要继续实行分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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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让大臣们关于地方制度问题展开讨论。以王绾为代表的大多数官僚赞成继续实行分封制,而李斯则极力驳斥这种观点,他指出周天子最初分封亲戚,也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方便管理,但最终亲族疏远,互相攻击,战争不断。因此应当施行郡县制,将权力收归中央,对地方加强管理。这次争论的结果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在全国范围内用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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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大秦赋》截图

其实,郡县制并非此时首创,其最早起源于战国的变法运动中,秦国商鞅变法之时,就已经有过初步尝试。

实行郡县制后,秦朝在全国共设三十六郡,每郡设置有守(类似于省长)、尉(类似于军事长官)和监(类似于监察员)各一人。郡下辖县;郡守与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秦朝这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体系,有着明确的责任分工,既相互配合,又彼此牵制。郡县制与西周分封制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形成了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形式,地方官员直接对皇帝负责。郡县制有利于中央独揽大权,也有利于皇帝的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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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诏文权。来源/故宫博物院

总体而言,郡县制替代分封制有其历史进步的意义,其兼顾了统一和集权的需求,而且经过战国时期的修补完善,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管理体系,因此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运转。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争论没有就此停息……

贞观年间,唐太宗就如何能使王朝长治久安的问题在朝堂发问,统治阶层内部围绕地方制度问题发起了类似秦始皇时期的探讨,最终唐太宗决定实行郡县制。安史之乱后,由于存在着藩镇割据的现实情况,这个问题的争论再次被点燃。宋明两代以降,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不断得到加强。宋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皇权,一方面削弱朝臣的权力,一方面也大力剥夺地方的权力。而到了明代,中央集权达到顶峰,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存在的郡县制的弊端也就越发暴露出来。

积弊愈深却无力扭转

郡县制在明代的致命弱点


首先,郡县制使得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的自主权就变少了。而且地方官员都是上级政府任命的,他们只听上级的。这样一来,地方经济的发展活力就会受到影响。明朝以来,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展现出了新的面貌。但这种新趋势就像嫩芽一样,非常脆弱,在“郡县制”的影响下,也就更容易被掐断毁灭。

比如万历年间,明神宗为了应对经济衰败和满足自己私欲,不停地加、征税,搜刮民脂民膏,地方官员就成了他的“帮手”,这严重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公元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为反对加税,苏州市民蜂拥而起,包围了税监衙门,杀死织造太监随从六人。参加事变的民众主要是参加这次事变的主要是机工,他们是受雇于机户的手工业工作者。神宗听说后非常愤怒,他不仅没有就此停止,解决民众的抗议,反而让抚、按衙门去抓“乱民”,还要追究责任。地方的官员都由上级任命,对于上级的命令,他们自然是严格执行。最终,织工葛成一人把事变的责任都担了下来,蒙受了十多年的牢狱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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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画像。来源/故宫博物院

此次事件以民众的失败告终,对苏州的经济发展也造成很大损害,郡县制下的地方完全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本质在于控制民众。神宗此举,实则已经将地方与民众放在了对立的位置。

另外,为了监督和制约地方的权力,明代的官吏膨胀,机构臃肿也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明世宗嘉靖年间,曾有上疏指出: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天下文职官吏数目不过“五千四百八十员”,武职官数在国初也不过两万多员。但宪宗五年之后,武官的数量竟然超过了八万,全部文武官员数量大概有十多万。到武宗正德年间,文官有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人,武官有十万。(“自宪宗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全文武官数盖十余万。至武宗正德年间,文官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员,武官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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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正玄玉墨,明嘉靖。来源/故宫博物院

郡县制的设立,本质是为了加强朝廷的权力。所以经常使用增设或裁撤机构、调换官员等方法削弱地方权力,从而导致地方出现机构职权混乱,官员互相掣肘,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

此外,很多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被中央派到地方任职的,他们不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管理起来很困难,只能靠当地的吏员帮忙。而这些吏员大多在本地经营多年,可以利用信息和人脉等资源谋取私利,对民众的盘剥比较严重。就像民谚说的“任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同时,吏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任期满了也不能升官(虽然规定吏员任满九年可以升为官员,但明朝官员太多了,很少有吏员能升官),所以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甚至还有罪犯罚充吏员的,吏员们也就或多或少形成了一种和地方官员对抗的力量。面对这种情况,任期有限的地方官员许多都是抱着“躺平”或“摸鱼”的心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者趁机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贪污腐败,恶化官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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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款黑漆彩绘嵌螺钿龙纹箱。来源/故宫博物院


可见,郡县制的局限性已经影响到了明朝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持续发展。而且,由于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从地方到中央,信息传递效率很低,这也影响了朝廷的决策速度。其次,在郡县制下,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本质是由皇帝一人独断专权,据《史记》载:


“(秦始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秦始皇处理政事的勤劳程度已经到了可以使用重量计算文书的地步,却还是二世而亡,可见个人的认知水平和专业能力终究是有限的。

“独特”的解决方案


其实,在央地关系的政治制度设计方面,主要可以从三个角度出发:行政权力的分配、官员选拔和考核、监察制度。而郡县制发展到后期不可避免地在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缺陷。这种矛盾一直得到当时有志之士的关注,他们提出过不少平衡央地关系的方案。其中,文章开头提到的顾炎武,就在结合前代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解决方案:“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也就是说,他的主张是将“分封”和“郡县”这两者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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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拓三国孔羡碑。《孔羡碑》在宋赵明诚《金石录》,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书中均有著录。来源/故宫博物院

顾炎武认为,在县级单位之中,可以吸收郡县制的优点。将经济发展和民众管理的权力应当尽数归于县令,取消常设在县级的监察机构,并且县令有权组织自己的工作班子。如果县令的政绩可嘉,甚至可以终身任期且传至子孙。并且他还主张提高县令的地位,提升品级,优化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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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七年五月初一日赐更部左侍郎赵焕夫妇话命。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而在中央与地方、郡与县的关系上,则可以吸收分封制的优点。简化县级以上的行政机构和职权,使郡级单位只行使监察权和人事升迁权。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中央委托地方的管理就如同主人命令仆人饲养动物一样,一种方式是主人要对仆人和他的喂养方式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另一种方式是根据动物的肥瘦程度对仆人进行赏罚。与此类似,判断地方管理水平的标准应当是人民安居乐业与否。

另外,为了保证这套制度的顺利实行,还需要改革选拔制度,使其更好地配合地方政治。顾炎武认为生员制已经不符合社会政治的需求,需要进行改变。他还尖锐地指出,通过科举制选出来的很多人才其实并不懂得行政管理,让他们掌管行政事务是很危险的。为此,他提出了“辟举”,也就是通过乡举里选的方式推荐有才能的人,然后推荐到中央六部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的成绩,给他们安排相应的职务。这样选拔官员的途径就更灵活了,最终力求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只可惜,这一“独特”的解决方案在当时的环境下其实根本没有实践的可能。毕竟明清时期总体趋势是皇权的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希望朝廷放权给地方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而且,明末清初朝局混乱,起义不断,连民众的生存都很难兼顾,更不要说有可以实行制度改革的稳定环境。除此之外,顾炎武的主张虽然有其进步意义,但是本质上并没有否认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只是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另外他的理论中还附带着“复古”的意味,不免有过分理想化宗法制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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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民图说》。万历二十一年,河南黄河段发生严重水灾,刑部右给事中(监察官员)杨东明把这场水灾及灾后当地人民的悲惨处境,用图绘的方式编辑成册,取名《饥民图说》,连同自己的奏折题本,进呈万历皇帝。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就这样,大明王朝无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曾经的盛世辉煌如过眼云烟,逐渐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历史的车轮并未停止。清代的统治者们在废墟上建立起新的政权,但他们是否能从大明的灭亡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呢?


参考资料

李东阳:《大明会典》

顾炎武:《日知录》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张廷玉:《明史》

曹正汉:《统一而治殊:论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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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阿吉
编辑 | 胡心雅 郝芮(实习)
校对 | 火炬 李栋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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