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的上海暑气炎炎，宛平城下未能止息的炮声震得人心烦意乱。公共租界捕房的华人探长朱寿龄此刻却无暇他顾。他正以招商局轮船船主的身份，衣冠楚楚地坐在静安寺路华安饭店511号房间里，等候一条“大鱼”上钩。等候一条“大鱼”上钩场景模拟。来源/电视剧《和平饭店》截图此前捕房的中西探员已获知消息：公共租界存在一个以日本人为骨干的伪造法币团伙。租界、略显拗口的名词“法币”，再加上日籍嫌疑人，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极易让人误解这是一起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伪造外国货币的案件。其实不然，“法币”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币。法币也即“法定货币”，自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启动币制改革至1948年8月金圆券改革的十余年中，法币都是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定流通货币。经侦查，租界警务当局会同上海市警察局制定了一套“引蛇出洞”的抓捕计划。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华人探长朱寿龄假扮招商局轮船船主，同团伙骨干和田木秀夫取得联系，约他在静安寺路华安饭店511号房间洽谈购买法币假钞业务；另一路则安排探员在隔壁513号房静候抓捕时机。事前，朱寿龄与饭店茶役约定，一旦自己向茶役唤取“可口可乐”，茶役须立刻通知513号房的伏兵前往抓捕。进入饭店“交易”场景模拟。来源/电视剧《和平饭店》截图
7月19日上午，和田木秀夫应约而来。朱寿龄拿出“船主老板”的派头，提出以真钞30元换假钞100元的价格，向和田购买假钞2万元运往天津使用。面对这笔数额不菲的订单，和田满口答应，似乎对团队假钞产能颇为自信。他当即与朱探长约定，于本日下午3时前往吴淞路610号取货。当天下午，朱探长应约前往，要求和田一次付讫2万元现钞。但狡猾的和田并未咬钩，谨慎提出按照“行业原则”办事，坚持分多次交付。双方各执己见，谈判似乎陷入僵局。转机出现在次日——和田似乎不愿坐视大额订单化为泡影，于是带着助手再次前往华安饭店谈判。随后，和田邀请朱探长前往西华德路142弄23号的“大本营”。在此处，造假团伙的技术负责人石井向朱探长展示了真正的“实力”。如同炫耀一般，他先后出示了团伙出品的中国银行法币五元券一张、印制法币用纸一捆，表示“伪造极易”，暗示朱探长产能并不是问题。对方满怀诚意，朱探长的口风立刻动摇，双方在华安饭店511号房间进行交易。22日上午10时，假钞团伙成员和田、取田、石井、米山仪兵卫和中国人刘宾一道出现在华安饭店511房间。朱探长料定嫌犯必携带假钞，抓捕时机已然成熟，便佯装无事地叫来茶役——说时迟那时快，得到信号的探员们一拥而入，将五名嫌犯同时拿下，抄获中国银行五元伪币400张，计2000元。与此同时，大批探员包围西华德路142弄23号假钞团伙大本营，顺利查获印刷伪币机器1架、钞票纸3捆、铜版1方、中国银行五元券伪票1张、中央银行十元券伪票1张、密码簿1本。随着后续侦讯工作的展开和相关嫌犯落网，一个涉案范围横跨沪粤两地的假钞制售网浮出水面。据石井供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其与邓次乾及陈言、赵树生等人合资1万元专门从事伪造钞票和法币，近期印制大批广东省银行一元面额假钞，由陈言携往广东流入市场。最后，涉案日本人被送往日本领事馆惩办，涉案华人解送特一法院（即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管辖地区为公共租界）刑一庭公诉审理。1937年前后，这般缉拿境外势力伪造法币团伙的“猫鼠游戏”，屡屡见于报端。这似乎为我们揭开了历史帷幕的一角——风雨如晦的30年代，日本人为什么要伪造中国法定货币？这样的假钞攻防是否仅限于零打碎敲的猫鼠游戏？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此又有何反应？30年代的日本政府对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可谓关注已久。经过1935年11月起国民政府实施的币制改革，中国成功扭转了长期以来货币混乱的状态。法币改革之前，中国货币长期采用银本位制，货币种类多、发行主体多，从鼎鼎有名的“袁大头”到不远万里输入中国的“鹰洋”，再到外资或中资银行发行的银两券……这些名目繁多的货币给商品交易带来了巨大阻碍。更为不利的是，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造成了世界白银市场价格波动。多重困境之下，国民政府穷则思变，在取得英美支持的基础上断然实行法币改革：废止银本位制，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钞票为法定流通货币，流通白银一律收归国库作为准备金，实行法币与英镑、美元的固定比价。此时，日本政府将法币改革视作危险的信号。长期以来，日本主张在东亚建立以日元为主导货币的经济圈，30年代曾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提携经济”，试图以此干涉中国的货币经济制度。而经过此次币制改革，中国法币与英美货币挂钩，进入英美货币体系，无异于在相当程度上削减了日本控制中国货币制度的可能性。由此，日方强烈抵制法币改革，采取各种手段，阻挠法币准备金的正常储备。但尽管日本百般阻挠，法币改革还是成功了，法币排除一切币种成为中国当时的唯一法定纸币。截至1937年7月，中国的通货储备达到3.79亿美元，法币信用良好、汇率稳定。
然而，随着1937年7月全面抗战的爆发，中日围绕法币的交锋愈加激烈。全面抗战初期，在英美的支持下，中国法币仍可在上海租界、香港等地的中外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再从国际市场购买大宗物资支援抗战。而日本同样将缓解军费压力的“新招”落在了法币上。日本资源贫乏，长期受到外贸入超的困扰，用于国际市场结算的外汇储备不足。发动对华战争后，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得日本外汇问题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侵华日军在作战初期以日元直接充作军费，致使华北华中地区有相当数额的日元流通，而日元流通的急速增加又导致对日不利的日元价值跌落。一面是对外汇的迫切需求，一面是本国货币贬值的潜在威胁，两面夹攻下，由日军参谋本部支持，日本军方伪造中国法币的“杉工作”应运而生。登户研究所是日本发动十四年对华侵略战争期间，研究和伪造中国法币的主要根据地，旧址位于今神奈川县川崎市。专门负责机密武器及材料的研究、制造和实验。
镶铜把漆鞘腰刀，清，这类刀在日本称为“梨花菊桐纹莳绘系卷太刀”，太刀是日本武士的象征。来源/故宫博物院登户研究所奉行严厉的保密政策，各科室之间研究内容不互通。专事研究假币制造的是其下辖的第三科。第三科下设有北方、中央和南方班，分别负责制造假币用纸、分析鉴定原钞印刷用墨和制版印刷。而在机构设置完备之前，登户研究所伪造中国法币的技术和产能已经较为成熟。早在1936年，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就提出伪造并使用中国法币以扰乱敌国经济的构想。1938年，担任登户研究所负责人的山本宪藏提出《法币谋略工作计划》，受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杉工作”的由来。在山本的主持下，登户研究所将五元面额的法币作为伪造重点，后续又大量伪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一元、五元和十元面额法币。然而，想要伪造“合格”的法币并非易事。法币改革后，国民政府委托若干家信誉优良的英美印刷公司代印法币。这些公司在印制时大量采取包括埋入式金属安全线技术在内的先进防伪工艺，在钞票底纹、暗记图案方面也都加入了复杂色彩或防伪标识。技术壁垒无疑为登户研究所的伪造提高了难度。此时山本和他的“研发团队”发挥起了所谓的“匠人精神”，进行技术攻坚。他们首先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发现用这种技术印制的假钞效果并不理想后，转而使用传统的雕刻制版。为此登户研究所特地向大藏省造币局秘密征调两名雕刻技师，用放大镜在钢印板上一丝一缕地雕刻出人像、花纹和其他图像，效果良好。在此基础上，1940年初登户研究所购入大型印刷机，开足马力进行伪造。按照当时最高印刷速度，每天伪造法币最高产量可达十万张，总金额最高可达百万元。随着战事的扩大，登户研究所通过前线日军的劫掠逐渐获取了法币印刷的“核心技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41年12月占领香港，“接收”了国民政府秘密设立的法币印刷机关，将大量现成的法币印刷材料运回日本，由登户研究所印成假钞投入中国市场。1942年日军攻占缅甸，占领国民政府设立的法币印刷厂，再次攫取大量法币半成品、印刷设备和原料，法币编码暗账底册这一机密材料也落入敌手。仅用这一批材料，登户研究所就印制了总额近20亿元的假钞。《坚持》编印的传单《日本鬼子拿一钱不值的伪票买中国东西屠杀中国人以战养战!》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伪造法币“颇有巧思”，流通环节同样“匠心独运”。为了保证伪造法币得以顺利输入中国并进行流通，1939年10月，日军“支那派遣军”参谋本部第二部第八课冈田芳政牵头设立“松机关”，专门负责伪法币的运输和流通。“松机关”采取海上运输形式，将伪法币由登户装船，经长崎运往上海。在上海，“松机关”的下属机构“阪田机关”（负责人阪田诚盛）一面勾结上海青帮，再由青帮将伪造的法币向全国输送，另一面与“梅机关”“松林堂”“万和通商”等机构相互配合，掠夺中国的木材、桐油、石油等战略物资。据统计，登户研究所-松机关体系在抗战期间，伪造法币总额共约40亿元，流入中国市场的约有25亿元！“杉工作”与登户研究所并非日方伪造法币的起点。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方零星伪造法币并输入中国市场案例已经屡见不鲜。《申报》1936年8月4日第6版《北平特信》报道：“（北平）地方货币价格涨落不定，货币流通呈一种滞涩状态。去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二三月间，又发生某国浪人及汉奸私运铜元出境，以致市面铜元顿形缺乏，交易上生出甚大之窒碍……而通行之法币，又发现大规模伪造、改制之机关，予法币流通之安全以重大打击……于是一方面日用物价上腾，一方面中小工商业纷纷倒闭，一般居民莫不叫苦连天。”《申报》1936年11月2日第4版《晋南发现伪法币》报道：“晋南各县发现一元、五元伪币甚多，每百元值洋十七元，系某外人在海南设机关、大批伪造，此项伪币纸质甚软、印刷模糊。”《申报》1937年5月29日第11版《沪西康脑脱路工部局破获日人私造伪币机关》报道：“自去冬以來，公共租界警务当局因据报有日本、高丽两国侨民同不肖华人在沪秘密组织伪造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法币机关制造大量钞票流入市场、扰乱金融、破坏币政信用……（嫌犯）计为日人高草准雄、日妇松田朝子、韩人全又寿、金永金、尹智燮，华籍之苏州人林世忠、常州人钱金甫、宁波人沈义福（又名沈励吾）、周云鹤（即邱云鹤）等九名口；搜出制版机器两架、印刷机器一部；中、中、交三行一元、五元、十元票之铜版六块；已即就中国银行五元假票七十张，三行一元、五元、十元样券各一纸；只印成一部份之票纸一袋、已切就之纸二十磅、各色油墨十六听、化学原料四十八听、油漆两桶、摄影器具多件，并有烟枪等物，一并带回捕房……”“猫鼠游戏”的幕布之下，是“日造”假钞的渗透日深和居民大众的不堪其忧。为应对日益猖獗的假钞问题，国民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守御法币安全。1939年9月22日，国民政府颁行《日人伪造法币对付办法》。该办法共九项规定，提出各关卡严密检查伪券；严厉惩办收藏、转运、使用伪造法币的行为，等等。在抗战金融业务的实际运行中，“四行”（即受权发行法币的四家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作为辨别假币的骨干中坚，定期调查汇总市面行使流通的伪造法币式样并函告各机关单位、社会民众。
《坚持》编印的传单《日本鬼子拿一钱不值的伪币吸收法币到外国买军火来屠杀中国人》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同时，国民政府还采取了“以假对假”的策略应对日军的假钞战。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在盟军协助下，中国情报机关在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专门伪造日伪钞票的工厂。工厂所需的纸张和印刷设备均从美国购得，主要业务即伪造日元钞票等。我方伪造的日伪钞票与沦陷区流通的“真钞”在纸张、印刷方面高度接近，难以辨别。国民政府以此为手段向沦陷区套购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大宗物资，对日军的假钞进行了回击。但是，真正对日伪“杉工作”产生致命打击的，是国民党政权治下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
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的救国公债萬元券。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法币发行总量不过10多亿元。到了1944年，法币发行总量竟快速膨胀到1890亿元，7年间增长了100多倍，甚至出现千元、万元甚至10万元面额的法币。而日本长期以来将伪造法币的重点放在百元以下的钞票上，法币快速增长的新面额和快速膨胀的市场投放量，让日本始料未及。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英美对日海外资金的全面封锁，日本对华经济战的重点也 由货币战转向了物资战。假钞攻防落幕已近百年，当我们透过历史风烟再次审视这段别样的历史时，会想到些什么？是津津乐道于“真币”与“伪钞”的猫鼠游戏，是击节赞叹于国民政府以假对假、还诸彼身的巧妙策略，还是沉思感叹于饱受伪币横行、通货膨胀之苦的工商百业？无论作何思考，假钞之战已然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真切的历史记忆。
[1]王乾. 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23.[2]申晴. 抗战时期伪造法币问题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22.[3]陈忠海.看不见的硝烟：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伪钞战[J].文史天地,2020(02):61-65.[4]徐德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治理伪造货币政策探析[J].求索,2015(07):151-155.[5]齐春风.论抗战时期日本的对华经济战[J].历史档案,2002(03):121-128.*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3-24 03: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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