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的出版家、著名学者、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中先生，于2024年3月22日凌晨0时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推送程先生2023年刊登在《文史知识》的一篇文章，以此纪念先生。
今年2月4日，中央电视台创作的《典籍里的中国》播出了《越绝书》一集，引起了观众的兴趣，原来比较冷僻的古书竟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响，可见《典籍里的中国》的编创取得了成功，是古籍工作创造性的转化。我也不禁找出《越绝书》原书来重读一下，发生了几点感想。
《越绝书》内容丰富，视频着重演了吴越争霸的故事，最后以勾践复仇打败吴王夫差，越国称霸为结局。
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却是孔子弟子子贡（端木赐）。子贡是卫国人，比孔子小三十一岁，是较小的学生，他善于言语，孔子曾评论他的特长，说：“言语：宰我，子贡。”（《论语 ·先进》）应该是口才特好，擅于辞令，已近于稍晚的纵横家，放到今天来说，就是外交家了。
《越绝书》里赞赏他的功绩说：“故子贡说齐以安鲁。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兴晋，强越。”（《外传本事第一》。先说了“安鲁”，所以后面只讲四国）同书卷七又做了总结：“故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是也。”（《内传陈成恒第九》）
这个故事先见于司马迁《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的子贡传：“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中华书局，2013，第7册，2660页）
正因为两部书有密切的关系，《隋书 ·经籍志》等史志都把《越绝书》的作者著录于子贡名下，似乎也有道理。但前人曾考辨过作者之谜，认为袁康是比较可信的，至少还没有坚强的反证。现在新版的《越绝书》上就署上了袁康的名。
《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为孔子的七十七个弟子写了小传，惟独子贡传篇幅最长，事迹特多，内容与《越绝书》有同有异，的确值得注意。我总认为《史记》比《越绝书》更有权威，但“陈成恒”不避汉文帝的讳，《史记》称“田常”在先还是在后，就有待深究了。
《史记》里记子贡请行一段，不见于《论语》：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勿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可见孔子认为只有子贡能胜任出使外国担任外交的工作。出行就是游说诸侯来解救鲁国被齐打败的危机。这对孔门弟子也是一件大事，值得大书一笔。
司马迁是西汉人，而《越绝书》不是一时一人之作，最晚写到东汉初建武二十八年（52），相差一百多年，决不可能是司马迁承袭了《越绝书》，只可能是有共同的史源（顾颉刚先生《〈越绝书〉著作年代》说“建武只十八年”，误以光武帝为明帝，失之疏忽。参《苏州史志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187页）。因此我们据之另作一个“子贡传”的新版本有它独立的价值。
首先，我向有兴趣的读者推荐李步嘉先生整理的《越绝书》，校释非常详细，总结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可以对中国最早的方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其次，建议李步嘉先生，能不能以《史记》为底本，编写一个“子贡传”的校释版。对两本书不同的地方，做出考辨，例如《越绝书 ·内传陈成恒第九》，说齐将伐鲁时颜渊还在，按《史记》则颜渊比孔子小三十岁，那时早已死了。如果按《史记 ·吴太伯世家》排一个大事年表，将会发现许多问题。凡是两书里的人名、字号、官爵及地名的异同，最好做一个对照表放在前面，以便阅读。
如果有人愿意再做一个“子贡传”的视频，就不必用杨慎做中介人了。《典籍里的中国》是艺术片，不是纪录片，可以设计出杨慎和撒贝宁对话的场景，也许还因为司马迁在《史记》那一集已经露过脸了，不必再谈。“子贡传”作为传记片，就可以让子贡作主角，请孔子作评介者，来充分赞赏子贡的才能和贡献，证明他对学生的了解是完全准确的。
顺便再谈一点：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游（言偃），是吴国人，他比孔子小四十五岁，是更年轻的学生，孔子评定他的专长是“文学”。他确立了中国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大同理论，值得大书特书，可惜在《史记》里只有极少的资料。《史记 ·吴太伯世家》中，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吴地记》一条说：“仲雍冢在吴郡常孰县西海虞山上，与言偃冢并列。”疑即《越绝书 ·吴地传》的佚文。《仲尼弟子列传》的《索隐》注又说：“今吴郡有言偃冢，盖吴郡人为是也。”顾颉刚先生《苏州史志笔记》说《吴地记》作于唐人，又说“有顾夷所著一种，可以辑出”（191—192页），但未明所据，存疑待考。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3-25 07: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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