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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文史知识丨于信:骈文的形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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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6 09:1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史知识丨于信:骈文的形成与演变

 于信 文史知识 2024-03-26 17:36 

骈文在先秦时期滥觞、两汉时期萌芽,到了魏晋时期真正形成,此后又随着社会时代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其体制和风格也不断演进。大体说来,其流变过程可以划分为魏晋、六朝、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代等几个阶段,具体说来主要是经过了形成、鼎盛、变革、衰落、复兴的曲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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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 ——骈文的形成期
魏晋时期,重点是曹魏至西晋时期,虽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但是思想空前解放,人们对文学性质特点的认识有了划时代的变化。鲁迅先生指出:“用近代的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而已集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种“自觉”首先表现在“诗赋欲丽”(曹丕《典论 ·论文》)的认识,进而扩展到整个文坛之上,形成崇尚华丽的辞采、追求文学形式美的文风,最后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各种文体都走向骈化,直接促成了以四六句式为主的骈体文的产生,此时骈文的基本特征是在追求精美的同时,也保持着通脱之气。首先是曹魏时期的骈文作家因为受“建安风骨”的影响,虽然追求骈俪,但是清俊之风犹存,不仅诗歌生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 ·时序》)的风格,骈文也不凝滞于对偶,而是以散带骈,气势清俊疏畅,虽多双行骈偶之句,但无滞涩不畅之弊。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主体上以骈语行文,但由于采取以散带骈之法,所以行文明切自然,气势流畅,带有潇洒自如的“魏晋风度”。但是到了西晋,骈文追求绮靡的趋势特别突出,主要趋势是讲究对偶,追求工丽与辞采之美。刘勰说它“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时序》)。刘师培说是“西晋以降,由简趋繁”,都把握住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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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朝 ——骈文的鼎盛期

骈文在魏晋时期真正形成之后,在求美求俪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到了江左六朝时期,内部和外部环境都促进其快速发展:就其外部环境而言,江左六朝相比于北朝的割据动荡,社会相对安宁,一时名士多渡江南迁,荟萃江左;同时南方地理环境优越,山川秀丽、风光旖旎,也确实有利于文学创作。此外六朝君主大都爱好与提倡文学,导扬风雅,奖掖文士。所有这些都是促进骈文走向繁荣的积极因素。

就其内部环境而言,六朝时期,一向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学渐渐衰落,老庄的自然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风行天下,文学更加自觉:一是文学已经从与其他学科混杂的状态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科;二是对自身特性及创作规律的认识明显提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一书的问世。本书体大思精,详切该备,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文学问题的一部划时代巨著,突出地体现了六朝时期文学的自觉。三是四声八病之说应用于骈体文,使骈文在对偶、用典、藻饰之外又增加了声韵之美。于是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之下,骈文体制日益完备,逐步达到鼎盛状态:其中刘宋骈文 “上承魏、晋,清俊之体犹存;下启齐、梁,纂组之风渐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宋文纪》),呈现出过渡性特点,一方面尚存魏晋骈文的清俊之风,另一方面又开启刻意雕琢,追求词采之美的路径。

齐、梁骈文则上承刘宋骈文的雕琢尚美倾向,从四个方向上大力推进,第一是强化对偶的精度和密度,多以四字句、六字句并列或错综的方式行文;第二是以才学入骈文,大量使事用典;第三是极力追求词采之美,呈现出“雕藻淫艳”“倾炫心魄”的绮丽华靡状态;第四是在永明声律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追求声韵和谐之美。此时的骈文,对偶、用典、声韵、藻饰四个要素齐备,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翕会,性灵摇荡。

前有颜延之、谢灵运、鲍照、沈约、江淹、任昉、谢朓,含藻佩华,星辉月揭;后有徐陵、庾信,联镳并美,蔚乎大观,造就了中国骈文史上的巅峰——“徐庾体”骈文。许梿《六朝文絜》中说得好:“骈语至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谓六朝之渤澥,唐代之津梁。”尤其是庾信骈文,在南朝梁代已经做好了艺术形式、技巧等各个方面的储备,并且经过了长期的创作实践磨炼,后来又亲历国破家亡之痛、羁留北国的乡关之思,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卷舒,变化自如。《四库全书总目》就赞美庾信骈文“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在六朝骈文史、乃至整个中国骈文史上都具有极高的地位,他和徐陵一起,登上六朝骈文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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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五代 ——骈文的变革期

隋唐五代骈文从反对六朝,特别是齐、梁骈文风气开始,中间经过盛唐、中唐、晚唐的演变,到五代时期又复归于六朝旧路。

隋朝开国之初,文帝杨坚就接受李谔的意见,对“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上隋文帝论文书》)的六朝末期华而不实的骈体文风进行改革,但是隋炀帝登基后则反其道而行之,骈文又回归六朝末期的浮靡之路。

到了唐代初期,骈文家多是陈隋遗老遗少,所以骈文风气便是陈隋馀响,如虞世南、上官仪之作,仍然以梁、陈以来绮靡浮艳为主要特色。此后到了高宗、武后时期,随着唐王朝思想、政治上革新思潮的兴起,以王勃为代表的“初唐四杰”也极力反对齐、梁、陈、隋以来的浮华文风,在骈文创作中追求“骨气”、推崇“刚健”之风,如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以武后临朝移诸郡县檄》就是骨气端翔、刚健清新之作。到了盛唐,首先是张说、苏颋骈文承“四杰”之风,不仅重气骨,而且内容充实,文质兼备,人称“燕许大手笔”,显示出骈文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改变,如张说的《洛州张司马序》,苏颋的《太清观钟铭》等作品,都是华实相扶,文质兼备之作。然后是天才李白,其骈文以雄奇豪放为主要特征,如其《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明堂赋》《暮春于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豪迈的精神、开朗的格调、博大的胸怀,彻底摆脱了以往骈文的思想和情调,成为名副其实的“盛唐之音”。

中唐时期,经过“安史之乱”之后,李唐君臣努力收拾残局,推行改革朝政、整顿朝纲的措施,希图促成大唐帝国的中兴。在这种政治思潮的影响之下,文坛上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精神渐渐地成为主潮。一方面,延续百馀年的文体文风改革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另一方面,诗歌领域也发生了为时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在这种形势下,骈体文作为文体文风革新的主要对象也发生了变革。先是陆贽继承盛唐骈文家们的改革成果,采取一系列具体方法对骈体进行了重大的改造:一是加长骈句,改变过去骈文的四六体式;二是加长篇幅,改变过去的短小体制;三是骈散结合,打破以往骈文死守对偶的呆板滞涩状态。通过这几种改革,其骈文呈现出新的特色:通俗明白,开卷了然;剖析事理,深刻透辟;有的放矢,切中肯綮。如其《奉天改元大赦制》《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等既是经世致用之文,也是骈散结合的佳作,为后世的欧阳修、苏轼、曾国藩、张之洞等多人所取法。其后韩愈、“刘柳”、“元白”等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们也在写作古文的同时,创作出一些非常可观的骈体文。但是对后世骈文影响大的还是陆贽。

晚唐时期,温庭筠、李商隐诸人的骈文回归六朝。特别是李商隐,更是骈文的一代宗师,他把骈文的四大要素充分发挥出来。其一,工于用典。一方面将用典与议论说理相结合,如《为濮阳公与刘稹书》;另一方面将用典与叙述描写相结合,如《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其二,长于抒情,善用中国传统的比兴手法,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具有情致缠绵、善表委曲的特征。其三,善于议论。他继承陆贽等人以古杂今、骈散结合的手法,又把叙述、议论、抒情三者熔于一炉,文笔轻松自然,没有骈体的板滞之病。亦骈亦散,夹叙夹议;议论、叙述、抒情三者合一。其四,华艳惊人的辞采,清新峻拔的风格。

从初、盛唐骈文层面考察,王、杨、卢、骆和张说、苏颋的骈文内容宏博,音节响亮,但是清新峻拔不够;中唐陆贽骈文通畅有馀而美感不足。李商隐骈文既具峻拔清新之风,又“句挟惊人之艳”,真正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如其《上河东公启》《献相国京兆公启》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可惜的是,到了五代时期,随着社会动乱不堪,作家们大都对前途悲观失望,因而在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寻求刺激,骈文受此影响,重回六朝末期绮靡浮艳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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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宋 ——骈文的继续变革期

宋代骈文是在因革唐人骈文的基础上进行的。其路径基本分为两条:

一是自宋初西昆派之杨亿、刘筠、钱惟演以迄宋庠、宋祁、夏竦、胡宿、王珪,承晚唐五代骈文之馀波,重点取法李商隐骈文,未能自出新意,词取妍华而不免庸肤。

二是欧阳修、苏轼等人为代表,继承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传统,借鉴陆贽改革骈文的经验,对宋初以来华而不实的骈体文风进行改革,将古文风格、笔法引入骈文,使得宋代骈文面目一新,形成迥异于前代骈文的突出特点:一是长于议论。王志坚在《四六法海》中说得比较清楚:“四六与诗相似,皆著不得议论。宋人长于议论,故此二事皆逊于唐人。”虽然对宋代骈文善于议论抱有成见,但是也确实揭示出宋代骈文的突出特点。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的骈文议论生发,文气充足,不失为骈体佳构,自有高于唐人之处。二是将散体古文的气势和笔法引入骈文。清人程杲就看出这一点:“宋自庐陵、眉山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在骈体中另出机杼,而组织经传,陶冶成句,实足跨越前人。”(《四六丛话序》)应该说抓住了宋代骈文的一大特征。三是喜欢用长句对偶。南宋骈文批评家谢伋在《四六谈麈》中就特别指出:“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前辈无此格。”点出宋人好用长句对偶的习气,只是他把时间限制在“宣和间”是不对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骈文在此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四是大量使用成语,用得好的则能推陈出新,自然妥帖;用得差的,则是生吞活剥,晦涩难懂。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就指出这一点:“六代初唐,语虽襞积,未有生吞活剥之弊。至宋而此风始盛,运用成语,隐括入文,然有馀于清劲,不足于茂懿。”当时,许多骈文家都在使用成语上存在晦涩不畅的毛病,只有欧阳修、苏轼等人组织经传,陶冶成句,并以散行之气加以疏通,为骈体文别开新境。五是以欧、苏为代表的宋代骈文家将散文的风格引入骈文,创作出“白描的骈文,仿佛画家从金碧山水解放到水墨山水一样”(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语句朴实自然,洗去浮华之习,显现出一股清新自然之风。最终,北宋骈文形成欧苏与王安石两个流派。

到了南宋时期,骈文作家辈出,如汪藻、孙觌、綦崇礼、三洪、陆游、周必大、杨万里、王子俊、李刘、真德秀、陈耆卿、刘克庄、方岳和文天祥等,成就都比较可观,但是总体上都不出这两派范围:有的追踪欧、苏,有的师法王安石,虽然各有造就,但是都与北宋二派骈文存在源流关系。所以杨囦道曾经指出:“皇朝四六,荆公谨守法度,东坡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由是分为两派。近时汪浮溪(藻)、周益公(必大)诸人类荆公,孙仲益(觌)、杨诚斋(万里)诸人类东坡。大抵制诰笺表,贵乎谨严,启疏杂著,不妨宏肆,自各有体。非名世大手笔,未易兼之。”(《云庄四六馀话》)揭示出两宋骈文的源流关系,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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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 ——骈文的衰落期

元明两朝是骈文极度衰落时期。元代骈文继宋、金之后,其中金代骈文本来就远逊于宋朝,其初为草创阶段,借才异国;中期即大定、明昌时期,骈文逐渐呈现出自己自然畅达的特色,但缺乏大手笔;后期经过国破家亡之痛、山河异色之悲的磨难之后,骈文创作颇有起色,其中赵秉文、李俊民、元好问的骈文成就可观,但是由于整体成就不能与宋人相比,所以元人骈文学宋而罕见学金。孙梅在其《四六丛话》中介绍元代骈文创作时,标举出阎复、姚燧、王恽、袁桷、虞集、刘埙六个人。细观其文,都以学宋为主要法门。姚燧是元代较早的骈文作家,其作品就反映出元人骈文的共同缺陷:学宋不至,画虎类犬。虞集骈体也是取法宋人,尤其对欧阳修最为倾心(虞集《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但是文章内容平庸,措词造语也平平淡淡,既乏工致典雅之态,更无可以回味的意韵。阎复、王恽、袁桷三人为文也都注意师法宋人,但结果却流于平庸空疏。刘埙骈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作了中肯的评价:“埙之所长,在以散体为四六,埙所短在以四六为散体。”以散入骈本是唐宋以来骈文改革的大趋势,也是元人学宋人骈体的比较普遍的路子,但刘埙之失在于学养与才力不足,因而其骈体缺乏宋人的才情与韵味。在元代,只有赵孟頫骈文尚存宋人遗意。如其《赠张九思上柱国鲁国公谥忠献制》,措词典雅又无晦涩之态,工致娴熟,平实典要。虽然行文有不少长句对偶,但文气承转还能自如,不失宋代骈体风范。

明灭元之后,主要政策和策略是向汉、唐回归。特别是到明代中期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都倡言复古。骈文作为复古派打击的对象之一,在这种文艺思潮的冲击下更衰落至极。当时以骈体行文的,一是表、判,但是一味模仿古人,没有生气,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在论述骈文弊端时特别指出:“再滥于明人之表判;剿袭皮毛,转相贩鬻,或涂饰而掩情,或堆砌而伤气;或雕镂纤巧而伤雅;四六遂为作者所诟厉。”二是笺、启,作者多承南宋人空谈性理的风气,缺乏深厚的学养,所以偶尔为之,也难有佳作。正如瞿兑之所说的,明人“承南宋人的风气,多不读书。……于是骈文成为极狭隘的用途,也就变成极卑陋的风格。明朝人只有笺启上用四六,现在偶然看见一些,都恶劣不堪。直到清初,犹是此种风气。李渔有一部《四六初征》,大约就是专为当时书启师爷用的,看他所选的,简直令人作呕”(《骈文概论》)。所以,明代和元代一样,都是骈文的衰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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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 ——骈文的复兴期

清代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后,一方面用科举取士、重开博学宏词、整理古代典籍等手段笼络才智之士,另一方面又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使文人学士不敢涉及现实政治和思想文化问题,只好转向古典,以文字训诂、文献考订的方法整理古籍,从而导致考据学的兴起,并在乾、嘉之际达到高潮,结果为讲究文字对偶、用典、声韵、藻饰的骈文带来生机,并且逐渐达到复兴状态。纵观有清骈文,其主要特点是集古人骈文之大成,魏晋派、六朝派、三唐派、两宋派等各种骈文流派都曾在文坛上流行。胡念修在《石笥山房骈体文录序》中对清代骈文的这种复兴状况做了描述:“国朝入关定鼎,文运大昌……为先哲遗音者,有若茗柯(张惠言)抱建安之骨,玉芝(邵齐焘)扬太康之风,西河(毛奇龄)衍宋齐之波,湖海(陈维崧)刻梁陈之韵,仪郑(孔广森)思补挚节于李唐,芸楣(彭元瑞)、确山(蒋士铨)侔色于赵宋。”这里提到的骈文大家张惠言、邵齐焘、毛奇龄、陈维崧、孔广森、彭元瑞、蒋士铨都是清代骈文的大手笔,但是都以师古为特征。张之洞在《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骈体文家”条目中又特别从流派的角度加以说明:“工此体者甚多,兹约举体格高而尤著者,胡天游、邵、汪、洪为最……诸家流别不一,有汉魏体、有晋宋体、有齐梁至初唐体。然亦间有出入,不复分列。至中晚唐体、北宋体,各有独至之处,特诸家无宗尚之者。彭元瑞《恩馀堂经进稿》用宋法,今人《示朴斋骈文》用唐法。”又举出胡天游、邵齐焘、汪中、洪亮吉、钱振伦五位骈文大家,也揭示出他们以师古为主要创作倾向。所以,张廷华总结说:“要之,清代骈文,无体不备,卓然成家者,可以百计。其高者率驾唐宋而比齐梁,远为元明所不及,可谓盛已。”(《骈文自修读本》)特别指出清代骈文“无体不备”,大都是以师古起家的共同特征。所以,清代骈文之复兴,主要就在于它集古人骈文之大成,使骈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现生机。虽然期间纳兰性德、郑板桥等人在骈文理论和实践上曾努力摆脱复古之习,追求独立创新,但是没有改变清代骈文着重于复古的主体流程。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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