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三月初八，嘉庆皇帝出发前往清东陵拜谒乾隆皇帝的陵寝。二十一年前，太上皇乾隆驾崩于养心殿，属于嘉庆帝的时代到来了。
《乾隆帝妃与嘉庆帝幼年像》轴，清。来源/故宫博物院自亲政以来，嘉庆帝以“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和珅、开言路、举良臣，但迎来的是一个又一个打击。嘉庆帝处处效法先帝乾隆，但世殊时异。他花十年平息遍布中原的白莲教起义；又花七年击败纵横海疆的蔡牵船队；却不想天理教徒直接攻进了紫禁城——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此次谒陵之时，嘉庆皇帝已经六十岁了。但命运却似乎并没有放过他，嘉庆皇帝一行走到汤山行宫的时候，管理兵部事务的大学士明亮与兵部尚书普恭、戴联奎等紧急上奏：按照清朝的制度，各部都有两枚大印。一枚称为“堂印”，在衙门办公时使用；一枚称为“行印”，随皇帝出巡时使用。兵部“行印”有调动军队、撤换将领、批发军需之权。帝王暂离统治中心之时，军权尤其高度敏感。自登基以来没过过几天太平日子的嘉庆帝遇到此事，不由得怒上心头，他马上下令严查。一查不要紧，越查越乱……其实在皇帝前往东陵的前一天，大臣领印时就发现印信不翼而飞。在这件非同小可的事情面前，从尚书、司员到书吏，都选择了先不上报。他们在库内翻箱倒柜找了一天一夜，直到皇上銮驾离开北京之后才上报。嘉庆帝震怒，第一反应是严惩兵部大小官员，随后又命令步军统领衙门在京师严查逃犯。步军统领衙门是个什么部门呢？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隆科多就曾以九门提督的身份统率步军统领衙门，为雍正帝的顺利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这一衙门由皇亲国戚统领，掌握京营八旗，但平日的主要工作是分汛驻守、稽查城门、缉捕盗贼、申禁巡夜之类，以维持京师治安为主业。兵部的报告也指向了这一方向，他们认为大印失窃是以求财为目标，因为放大印的箱子里仍有一些铜制印信处于原位，唯独这枚纯银大印丢失，一同不见的还有同样是纯银打造的钥匙和钥匙牌。发现案犯应属见财起意，没有盗取印信征发兵马的政治意图后，兵部显然松了一口气。而刑部的调查审讯也从未停止。这枚行印既然是皇帝出巡时才会启用的，那么取用记录是可查的。嘉庆帝去年夏天去过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刑部以此为突破点，想要找到大印最后出现在众人视野中的时间和地点。他们审问了兵部堂书鲍干，此人是兵部的书吏，取印当天也在库房。鲍干坚称，去年九月皇帝从承德回京的当天就把这枚行印入库了，直到这次取用才发现遗失。其他几个人也一口咬定，去年亲眼所见大印入库，有人说他当时拿起大印用手指头敲了几下，确实是银的。另一人说没错，敲了，我当时还说敲什么敲，还怕是石头假冒的不成？还有供词称，要是当时没见到大印入库“愿以头颅作抵”！但嘉庆帝却发现了疑点。鲍干声称，他们翻箱倒柜找大印时，收纳大印的印匣在库内堆积如山的陈年旧稿堆顶被发现。盗贼在偷完大印之后会主动把印匣放到这么高的地方吗？第二个疑点是，锁具钥匙就那么点分量，其工艺价值对于盗贼来说更是不值一提，为销赃不露马脚，盗贼一般会将偷来的官府银器或熔毁或砸扁，而这俩物件分量都不重，为何也一并偷走？
这两个疑问直至嘉庆帝返回北京时，依旧未能真相大白。在听闻兵部大印丢失的消息后，嘉庆帝略作停留，继而前往了遵化东陵，二十余天后方才回到北京。此桩案件性质极为恶劣，皇上亲自颁令严加彻查，而且有二十多天的办案时间，刑部却仍未能给出确凿的结论。“疲玩性成，互相推诿！”直到回到北京六天后，嘉庆帝终于出离愤怒，将办案的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和吏部尚书英和等人罚俸半年，各衙门派来审案的司员全部罚俸一年，同时又下了一道谕旨，命令绵课、曹振镛、英和三人自明天开始，每天必须到刑部审案子，“早去晚散，不可懈怠”！嘉庆帝亲自下令严查、并派亲王挂名督办的案件，居然要一而再地强调考勤问题。从这封谕旨也可以看出，嘉庆帝对朝臣亲贵的驾驭能力实在堪忧。嘉庆帝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嘉庆皇帝》截图
然而庄亲王绵课就是不想干这个活。他上奏称自己审案审不出个所以然，请皇上发落，实际上就想让皇上找人把他换下去。嘉庆帝早就知道绵课这套路，坚持让绵课负责到底。还下令，先把他们几个人的顶戴花翎摘了，二十天内要是能抓住贼，或是能找着印，就官复原职，否则就治罪。嘉庆帝把压力给到庄亲王绵课为首的查案团队，绵课又把压力传到刑部，于是鲍干就挨上了大刑。最终招供称，去年皇帝从承德回来收印的时候，他只接了箱子，没打开看，估计那会儿印已经丢了。刑部马上向皇上报告这一成果。嘉庆帝绝不是好糊弄的人，只不过他虽然能拆穿别人在糊弄他，却常常无可奈何。绵课当年不想让嘉庆去围场，号称发大水把桥冲垮了，结果嘉庆帝亲自骑马去现场查看，发现大桥好好的，于是绵课罚俸罢职。今天，面对绵课挂名督办的这份审案报告，嘉庆帝肯定不会无条件相信他。经过调查，兵部行印仅存一方，然而印匣却备有一个。现今鲍干的供词以及刑部故纸堆上方的印匣均显示，当下仅察见一个印匣，而另一个印匣，连同大印、钥匙以及钥匙牌一并消失无踪了。此后，嘉庆帝又得到一份奏报，去年八月从承德回京路上，书吏俞辉庭将行印锁在印匣里，挂在杆子上，就此熟睡，醒时发现印匣已经不翼而飞。应该是有小偷潜入，将行印连印匣全部偷走。俞辉庭深知，此时后果已经无法挽回了。丢印的地方在金山岭长城附近的巴克什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一人是绝无可能把印找回来的。俞辉庭无奈找到了兵部的高级书吏——堂书鲍干，送上二十两银子，许诺事成再有三十两奉上，请他帮忙。鲍干深知兵部老爷做派，居然满口答应。
八成金印匣，清，清代帝后的印玺皆备有印匣、印池作为存放印玺之用。印匣外再套用贵重木质印玺盒成为一套印玺存放用具。来源/故宫博物院丢印后，一是要解决入库的问题。其实，俞辉庭作为书吏根本没资格看管印匣，原本应该由兵部尚书亲自看管，但此时兵部尚书松筠已经六十八岁了，精力不济，他派了四个承差轮流背印，晚上休息时把印交到兵部捷报处，由几个捷报处郎中轮流看管。当天捷报处当班的郎中叫五福喜，他因为还要提前赶往下一站，于是收到印匣后交给了手下的承差他尔图。他尔图倒是没什么正事，但他想去吃饭玩耍，就把印匣挂在杆子上，并请书吏俞辉庭帮忙照看。就这样，看管大清国兵部行印的重大责任，就落到了连日跋涉、疲惫不堪的编外书吏俞辉庭的身上。最终，行印也消失在了他的视野里。俞辉庭虽然想到了那个备用印匣，想着拿它去交工，但是要是只拿出空的备用印匣，不管是谁上手一掂就会露出破绽。在行印失窃的那天，俞辉庭就想出了一个歪点子。他拿出了一千五百个铜钱，用黄布包好，放进备用印匣里，大小正合适。他给印匣上了锁，还自己伪造了封条，按照原来的样子挂在那根杆子上。他尔图回来的时候，从杆上拿起印匣就背走了，一点儿都没怀疑。过了几天，这个装了一千五百个铜钱的印匣到了北京，交给了五福喜。五福喜也没有打开印匣。第二天，他又把印匣送到兵部。兵部主事何炳彝仅看了一眼就点了头。过了一会儿，笔帖式庆禄来到兵部，听说主事大人看过，就写了封条。封条写罢，庆禄还把鲍干叫了进来，让他把封条贴到印匣上，然后由鲍干送到兵部大库。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行印丢后第一轮审讯时，坚称自己开匣验看，亲手敲过大印的正是这个笔帖式庆禄，“愿以头颅作抵”的豪言壮语也出自他。于是就这样，俞辉庭在巴克什营用黄布包裹的一千五百个铜钱和备用印匣回到了北京，成功入了兵部大库。这期间只要有一个人打开印匣就会拆穿这一并不高明的伎俩，然而没有一个人这样做。
几个月之后，春天到了，俞辉庭深知皇上恐怕又要出巡。于是他又找到鲍干。鲍干此时也明白，若东窗事发，自己也难脱干系，于是找到当月值班的一个叫管帼林的人，不加掩饰地说自己要伪造一个库房失窃现场，并拿出二十吊钱。于是管帼林打开库门，鲍干进入后用俞辉庭给的钥匙打开印匣，把一千五百铜钱放进自己口袋，将空印匣放到故纸堆顶。而俞辉庭因为备用印匣上的那把小锁十分精巧，便叫鲍干将其一并收入囊中。鲍干是全案最后认罪的人。至此，兵部行印失窃案水落石出，而那方失窃的大印也许早就化成了碎银，散落到民间各处去了。最终，谎称敲印的二人组——何炳彝和庆禄被革职发配。而庆禄则因为“愿以头颅作抵”的言论被额外枷号示众一个月。另一个被枷号一月的是俞辉庭，然后发往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鲍干则枷号两月，然后发黑龙江给兵丁为奴。年近七十的兵部尚书松筠因为开创了兵部行印外包的保管方法，进而导致层层转包，也受到了严惩。曾两次获得紫禁城骑马殊荣的他被降为六品骁骑校。重铸的兵部行印采取了全新的篆文，所用银两和工本费由松筠和署理行在兵部侍郎的裕恩共同承担。
在嘉庆二十五年的这二十余天期间，大清国的皇帝丢失了兵部的行印。尽管嘉庆在此后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然而已经没有嘉庆二十六年了，短短几个月过后，嘉庆帝便驾崩了。而这一年是公元1820年，此时距离鸦片战争爆发只有二十年了……卜健：《小小书吏弄乾坤 ——“兵部失印案”传递出的部院真相》，《中国文化报》2015年6月26日第7版；古林：《嘉庆庚辰兵部失印案》，《紫禁城》1983年第4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3-28 10: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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