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强大就打谁，谁露头就灭谁

源济

谁强大就打谁，谁露头就灭谁

原创 我是艾公子 最爱历史 2025年12月5日 22:39

1380年，大明王朝第13个年头，左丞相胡惟庸被诛杀。朱元璋亲自为其定下罪名：谋逆，私通蒙古和日本。

但朱元璋没说出来的“罪名”，是丞相这个职位，对他的皇权构成了钳制，让他这个皇帝当得不得劲儿。

杀完胡惟庸，朱元璋顺势废除了行政中枢机构——中书省。中书省的长官左右丞相，自然也消失了。

他在《祖训》中明令，以后子孙做皇帝，不许立丞相，如有臣下胆敢奏请立丞相，立即凌迟，全家处死。

不仅如此，他还规定，宫中太监不得读书识字。因为，文盲无法干政。

在朱元璋的设想中，天下是朱家的天下，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历朝历代对皇权威胁最大的，无外乎大权臣和大太监。他想一举把这两种潜在的势力收拾掉，让子孙继位者一劳永逸。

然而，独裁的欲望是无穷的，独裁的精力却是有限的。

废除丞相后，朱元璋被朝廷内外的日常事务彻底淹没。连他这么打鸡血的一个人都顶不顺了，只好设置四辅官来协助处理政事。可以预见，他的后代肯定会更吃力。

朱棣在位时，正式出现了内阁。到仁、宣两朝，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入阁辅政，虽无丞相之名，但权力已经很重。

从明英宗到明武宗将近90年（1435—1521）的时间内，宦官势力也逐渐抬头，出现了好几个大权阉。权阉与权臣，始终处在权力天平的两端，此起彼伏。

至此，朱元璋的制度设计，完全“破功”。

不过，在皇帝、内阁、太监三种势力中，皇权终归是最后的赢家，也将是最后的输家。

正所谓：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前奏

1521年，15岁的朱厚熜捡到了大明王朝的帝位。

当皇帝，有些人靠打赢，有些人纯躺赢。命运眷顾朱厚熜，养成了他的任性。

明武宗朱厚照无子，驾崩后，皇位继承成了大问题。奉命拟遗诏的内阁杨廷和等人从宗法、血缘的角度，选定了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作为继承人。

杨廷和没有暴露出来的想法是，选一个年仅15岁的幼主，符合老臣们的利益。

但谁也想不到，躺赢的朱厚熜并不好控制。

这位后来的嘉靖皇帝，一即位，就发生了轰动朝野的“大礼议”。

在当代人看来，大礼议是很无谓的一件事。说白了，就是朱厚熜一定要认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大臣们非要他认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叔叔婶婶。

就因为这，皇帝和文官集团正面硬刚了好几年。

没办法，正统性是皇权稳定的根基，所以帝国最高层常常为了莫名其妙的正统问题，争吵不休，我们试着理解一下吧。

在君臣正面刚的过程中，内阁首辅杨廷和四次封还御批，态度强硬到皇帝毫无办法，只能以“朕不当这个皇帝了”相要挟。

渐渐地，天生是权斗高手的朱厚熜摸到了与臣属斗争的门道：拉拢一派打另一派，在文官集团中培植、分化出不同的集团核心。

张璁（后改名张孚敬）、桂萼等一批新贵，借着支持朱厚熜给自己的亲生父母上尊号，获得皇帝的火箭提拔，进入帝国文官集团的核心。

这样，在短短几年之间，围绕着新皇帝亲生父母的尊号问题，帝国文官内部被人为分裂成不同的派别。

虽然大议礼无关国计民生，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明朝的历史进程。这一事件常被史学家形容为明朝历史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原本尚可共进退的文官集团，一步步走入永无止境的分化、撕扯与内耗之中。

可以说，晚明廷臣之间拉帮结派、相互攻讦的风气，在嘉靖初年就逐渐形成，而这最终导致了大明王朝的倾覆。难怪有些史家说，明朝非亡于崇祯，实亡于嘉靖。

从嘉靖皇帝继位，到夏言成为内阁首辅，中间仅十余年时间，但首辅们如同走马灯，换了七八任。

由于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内阁成为朝廷的中枢，首辅则是阁臣的首揆，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首辅的更替如此频繁，说明了政局的颠簸，权斗的激烈，以及结局的残酷。

而这一切，仅仅是接下来两场“硬仗”的引子。

▲嘉靖皇帝朱厚熜。图源：网络

江西人恩仇录

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兴趣点，明朝中晚期几乎所有的首辅，都是通过迎合皇帝的兴趣点得位的。其他皇帝喜欢什么我们先不说，但嘉靖，你给他安排几场仪式，绝对正中下怀。他就好这一口，祭祀啊，斋醮啊，扶乩啊……

而这些仪式，往往也成为帝国高官升降的机要所在。

夏言（1482—1548）的飞黄腾达，正是揣摩到了嘉靖想整肃祭礼，于是上疏迎合皇帝的想法，提出分别祭祀天地。嘉靖大悦，将这名吏科都给事中当成自己的代言人。修建祭坛啦，编纂礼仪改革文献啦，宣讲礼仪改革成果啦，全部都由夏言牵头。

嘉靖统治中期以后，沉迷于道教仪式。在斋醮仪式上，需要一种专门奉献给上天的四六体骈文，俗称青词。嘉靖十分渴望能写一手漂亮青词的人才，夏言的出现，简直十分对胃。

我们知道，嘉靖时期，会写这一手青词，就出了好几个宰辅。后来大家骂得最多的是严嵩，但这个头，应该说是夏言带坏的。

总之，出身监察官员、以正义感著称的夏言，在通往帝国内阁之路扮演的角色，并不算光彩。大约在1538年左右，夏言成功晋升为内阁首辅，抵达个人权力的巅峰。

但在这之后，他却迅速失去了嘉靖的宠信。

根据史学家的分析，夏言“豪迈有俊才，纵横辨博，人莫能屈”，颇有恃才傲物的士人习气。虽然在往上爬的过程中，一味委屈自己顺从皇帝的兴趣点，但在坐稳首辅的位置后，他的个性自然就流露出来了。

用现在的话说，夏言有点飘了。对嘉靖热衷的仪式不再上心，青词也不好好写了，给皇帝的奏章竟然还出现了错别字。

嘉靖也不是吃素的，他常常会通过一些手段来彰显权威，避免首辅专权。在夏言担任首辅期间，嘉靖曾因很小的事发脾气，当场就把夏言的首辅之职撸掉。过几天气消了，再把夏言喊回来，官复原职。

▲夏言画像。图源：网络

就在夏言日渐失宠的时候，嘉靖已经物色到了牵制首辅权力的新人选。这就是严嵩。

说起来，严嵩（1480—1567）与夏言是江西老乡。虽然年龄比夏言还大两岁，中进士也比夏言早6年，但在官场的资历却比夏言浅。

究其原因，是严嵩这个人比较背运。25岁就中进士，名次还很高，二甲第二名，但刚开始做官，母亲去世，本人大病，蹉跎了好些年，混到40多岁，还在南京翰林院任职，感觉一辈子就要在这个虚位上退休了。

没想到，人到老年，竟然转运了。先是从南京翰林院调到北京翰林院，接着，夏言出任首辅时，力荐自己这位老乡接任礼部尚书一职，严嵩由此开始显达。

所以，没有一个人物一出场就是大反派。严嵩这大半生，也是够能熬的。

任礼部尚书后，严嵩起初还带有些正义感，跟群臣合议，准备劝阻嘉靖瞎改革礼仪。后来，觉察到皇帝不悦，这才学起他的同乡“前辈”，迎合皇帝瞎搞。

人一放弃底线，真的就前途光明。严嵩很快成为嘉靖重点培育的新势力。嘉靖看上了翰林院出身的严嵩，青词写得比夏言用心而给力，更看上了严嵩小心翼翼掩藏起来的权力欲。

顺便说一下，嘉靖的用人手段之一，是掺沙子。当内阁出现一人独大，或集体抱团的时候，他一定会往里掺沙子。而严嵩迟早会成为他手中的沙子。

在这种情况下，夏言和严嵩，这一对江西老乡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夏言仗着自己对严嵩有恩，一直把他当门客指使，对他爱答不理，甚至当众羞辱。严嵩为人阴柔，城府很深，表面上仍对夏言毕恭毕敬，刻意巴结，暗地里已想着法子要把这位提携自己的老乡排挤掉。

严嵩不愧是个权谋高手。他打击夏言的一系列操作，几乎成为此后帝国高层权斗的范式：

第一步，找自己的马仔（通常是朝中的言官），弹劾并攻击夏言。这波弹劾和攻击，甚至可以凭空捏造，目的在于搞臭对手。只要皇帝点头了，有没有事实并不重要。所以，帝国高层权斗，永远充满着诬陷与诋毁，阴谋与杀机。

第二步，自己出马。先从皇帝身边的人入手。严嵩秘密造访了嘉靖最为宠幸的方士陶仲文，扬言要把夏言拉下马。夏言知道严嵩在搞阴谋，也不客气，立马反击，发动言官弹劾严嵩。

严嵩顺势跑到嘉靖那里哭诉首辅对自己的欺凌，嘉靖表态要为他作主。严嵩摸准了嘉靖的态度，于是不失时机大打夏言的小报告，捅刀子。嘉靖当即下旨痛骂夏言，问题说得很重：

言官为朝廷耳目，专听言（指夏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等戏玩。

意思是，谏官本是朝廷的耳目，现在却专听他夏言指使。朕不早朝，他夏言就不入阁办事。军国大事，都在他夏言家里裁决。天子说的机密话，他也敢当作儿戏，随意散播。

嘉靖很明显是认定夏言有把持朝政、大肆弄权的嫌疑。很难说是严嵩误导了嘉靖，还是嘉靖在借力打力，但结果却是嘉靖和严嵩都达成了各自的目的。

第三步，等天灾异象。

嘉靖的申斥，吓得夏言赶紧服软，上疏请求退休。但嘉靖还未下定最后的决心，遂把夏言的退休申请书留中不发。这下轮到严嵩紧张了，他担心嘉靖反悔，继续留任夏言，那他自己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刚好发生了一次日食。严嵩赶紧买通钦天监，后者跟嘉靖解释，日食表明有人要侵犯皇权，这是上天发出的警告。虽然没直说是谁侵犯皇权，但嘉靖直接就批准了夏言的退休申请。

成功驱逐了夏言，严嵩顺利进入内阁，两年后就爬上了首辅之位。

不得不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此时年过六旬的严嵩，精力旺盛如同壮年，连续工作多日都不用回家。

但敏感多疑的嘉靖，显然不会让新首辅忘记了手中权力的来源。在严嵩出任首辅一年后，嘉靖突然把在老家赋闲了三年的夏言召回来，重新担任首辅，严嵩退而成为次辅。

这是嘉靖的惯用手段，他总能在必要的时候，引入互为牵制的权力。

重回帝国权力中枢的夏言，二话不说，要拿严嵩之子严世蕃开刀，吓得严嵩瑟瑟发抖。严嵩赶紧拉上儿子，直奔夏府，跪地哀求夏言放过他们。

夏言竟然答应放他们父子一马，不向皇帝告发。他不知道，自己的一时心软，最终会要了自己的命。

转危为安的严嵩，非但没有感激夏言，反而对他恨之入骨。一直蛰伏着，在伺机报复。

1547年，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上疏请求出师收复被蒙古人占据的河套地区。夏言重获起用后，一心想建功立业，遂竭力赞成曾铣的主张。

嘉靖呢，觉得没有把握，不愿去冒风险。但夏言不死心，再次阐述出兵的理由，嘉靖一怒之下，给他扣上了“强君胁众”的帽子。这事僵持的结果是，嘉靖在1548年初，免去了夏言的所有职务，再次命令他退休。

严嵩的机会来了。他决不像他的老乡那样心慈手软，他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夏言。

他唆使言官检举夏言曾收受曾铣的贿赂。毒辣，阴狠，致命。

嘉靖最忌讳军国大事成为权臣的交易，当场大怒，将曾铣打入诏狱，并派人火速追捕夏言。

刚被免职的夏言此时行至通州，获悉曾铣下狱，吓得从车上摔下来，长叹一声：“吾死矣。”他作出最后的努力，上疏揭发严嵩父子就是三国时代的司马懿父子，但一切已经无济于事。

1548年的冬天，夏言在京城闹市中被斩首。

夏言成为嘉靖朝唯一一个被杀的首辅。文人写史，都将这一笔，记在严嵩头上，但以嘉靖的做派来看，他要是没有杀夏言的想法，严嵩欲加害夏言，绝无成功的可能性。

说白了，明朝的皇帝是“奇葩”，但没有一个是“昏聩”的，所谓的错杀忠良，那都是皇帝想杀，找个“奸臣”背锅罢了。

▲严嵩画像。图源：网络

源济

大对决

夏言被斩首后，严嵩的首辅之位，总算坐稳了。

从1548年直到1562年，严嵩控制内阁长达15年，成为嘉靖朝任期最长的首辅。放在整个明朝，他的任期也仅次于明初的杨士奇（19年），位列第二。

众所周知，嘉靖在位的后半段，大约有20年时间不上朝，跟严嵩任首辅的时期完全重叠。很多人因此认为，大明王朝的最高权力被“大奸臣”严嵩牢牢攫取了。

真相却是，嘉靖表面是一个躲在深宫炼丹、追求长生的皇帝，实际上权力欲比谁都强。在不上朝的20年间，他只是把原来的开大会议事规则，改成了开小会。所有的奏折，他几乎都会过目，经常批阅到通宵，但他不对外说，简直就是低调版的雍正。

这个天生的头号玩家，还会随时敲打严嵩，让他感受下皇权的威力，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史书说：

帝虽甚亲礼嵩（指严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

就是说，嘉靖时不时就会自己下决定，或者故意表达与严嵩不同的意见，杀杀严嵩的势头。

整个嘉靖朝，包括严嵩在内的任何一位“权臣”都无窃弄权柄的可能，而几乎都是奉命唯谨，按皇帝旨意办事。

严嵩深知这一点，他只需要把朝堂上的事情处理好，让嘉靖少露面、少操心，好好维持前期新政的成果就行了。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不能让嘉靖发现自己贪恋权柄；一旦被发现，绝对致命。

严嵩的处理技巧是，以贪污来表明自己胸无大志，以四处树敌来表明自己绝对安全。

薄情的帝王，最反感官员士大夫养清望，把自己搞成完美化身，你该不会是吸纳信徒，觊觎皇位吧。后来的雍正，就把这些人都定性为“清官巧宦”，一概不待见。历史上，道德完美+能力出众的人，人生遭遇往往不好，比如王阳明。

贪污是帝国高官落马一个可以说出来的理由，但绝对不是真正的理由。

看到满朝言官时不时对严嵩进行大肆弹劾，嘉靖放心了。严嵩的政敌越多，皇帝的大权就越稳。

嘉靖这么想，严嵩也这么想，两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高度默契。这就是严嵩能够担任首辅长达15年的真正原因。

1550年，蒙古骑兵进犯古北口，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严嵩暗示兵部尚书丁汝夔在塞外和蒙古人打，打输了还能掩饰，在皇城脚下和蒙古人打，要是失利了皇帝马上就会知道，到时谁来担负战败的责任？丁汝夔是聪明人，果断采取坚壁清野策略，任由蒙古人劫掠而去，再象征性地在敌退时派兵尾追。

谁知道被蒙古人杀了个回马枪，明军死伤千余人。

嘉靖大为恼火，要杀丁汝夔。

严嵩怕丁汝夔供出自己，给他打包票说：“有我在，不用担心。”可怜丁汝夔死到临头才知道自己被严嵩卖了，临死大呼：“严嵩误我！”

以此事为开端，严嵩在位期间，有许多言官前赴后继站出来弹劾严嵩，包括沈炼、杨继盛等等。但他们搭上自己的性命都不明白，在严嵩与嘉靖的微妙关系中，言官御史越弹劾，严嵩就越安全。

直到松江府华亭人徐阶（1503—1583）出场，才改变了跟严嵩硬刚的策略。

▲徐阶画像。图源：网络

跟严嵩一样，徐阶也是学霸出身，科举考了个探花。嘉靖早期，张璁（张孚敬）当政的时候，提出要废除孔子的王号，廷议时举朝无人反对，只有翰林院编修徐阶坚持认为不可。

张璁很生气，指责徐阶背叛自己。

徐阶朗声答道，背叛的前提是依附，我从未依附于你，又何来的背叛呢？

史书载，徐阶说完，“长揖而出”。

“长揖”是古时平辈之间的一种礼仪，说明徐阶并未把张璁当领导，气得张璁目瞪口呆。

随后，张璁找了个借口，将徐阶贬到福建，并到嘉靖那里打小报告。据野史记载，嘉靖听后，对徐阶这个刺头也是相当生气，竟在柱子上刻了八个字：徐阶小人，永不擢用。

然而，徐阶的能力确实没得说，一路干着干着，又升迁回了朝廷。

他的正直和不屈，颇为夏言所欣赏。后来，夏言推荐他为国子监祭酒，又升为吏部右侍郎，预埋了对付严嵩的一枚炸弹。

重返朝廷的徐阶，一改早年的愣头青做派，处理人际关系更加圆滑、乖巧。所以他在夏言倒台后，不仅未受牵连，还进封礼部尚书。

但因为徐阶是夏言倒台前提拔的官员，严嵩一直对他怀有戒心。一有机会，严嵩就会在嘉靖面前中伤徐阶，说徐阶这个人有才干，只是存有二心。

“二心”就是不忠，这是皇权时代最严重的指控。严嵩的阴毒就在这里，他要么不搞你，要搞必定往死里搞。

徐阶听说后，吓出一身冷汗。他明白，自己远不是严嵩的对手，从此极力讨好严嵩。

史书说，徐阶“置田宅于江西，以示缔交”。徐阶是华亭人（今上海松江人），但他跑到江西去买田建房，附籍于江西，和严嵩攀老乡关系。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希望通过老乡和姻亲的双重关系，打消严嵩对他的戒备。

表面工夫做足，两人心里却都明白得很：这是一场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恶战。

庚戌之变后，朝廷采纳咸宁侯仇鸾的建议，与蒙古人签订了互贡协议。但徐阶很快发现，这纸协议形同虚文，蒙古骑兵仍然一次次南下掠夺，来去自如，于是秘密向嘉靖揭发仇鸾畏敌不战、粉饰太平。

严嵩也看到了机会。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徐阶和仇鸾一直私交不错，处理掉仇鸾，顺藤摸瓜，就能摸到徐阶这个大瓜。

当严嵩发现，徐阶竟然先发制人，最早向皇帝揭发了仇鸾时，估计他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些年来，自己确实低估了对手的谋略。

两个人，谁先出现致命失误，谁就将一败涂地。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权力游戏。

当然，他们也都深深地懂得，胜负并非取决于他们自己，而是唯一的幕后玩家大BOSS——嘉靖。

在漫长的权斗中，年轻作为政治资本的作用日渐凸显。

严嵩毕竟比徐阶年长了23岁，在朝中叱咤多年，已到耄耋之年。除了处理朝政，还要侍奉皇帝修道，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太难了。权力作为春药，久了，效用也消退了。

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长期代替老父履行公务，人称“第二内阁”。这是年老体衰的严嵩能够长年担任首辅的“秘密”，也是触发严氏家族最终倾覆的地雷。

1561年，嘉靖常年居住的永寿宫失火。年老糊涂的严嵩，竟然主张嘉靖迁往南宫居住。嘉靖一听，脸色大变。

南宫曾是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虏放还后被幽禁了七八年的地方。严嵩竟连这个忌讳都忘记了。

嘉靖历来猜疑心极重，他把严嵩的建议理解为“且欲幽我”。

与此同时，徐阶则建议重建永寿宫，深得嘉靖欢心。

两相对照，严嵩下坡、徐阶上坡的趋势，已经了然。

此后，凡朝廷机务，嘉靖都专函密询徐阶，把严嵩晾在一边。

严嵩像当年向夏言服软一样，叫全家人跪拜徐阶，说自己不中用了，以后全家人就拜托给你了。

然而，徐阶不是夏言。

时机已到，皇帝抛弃严嵩的趋势很明显了。徐阶安排门生、御史邹应龙上疏检举严氏父子，而且专从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入手。举报信罗列了严世蕃凶横不忠的许多实锤，最后，邹应龙保证自己检举的全为事实，但有一言不实，他愿以死谢天下。

1562年，年中，严嵩倒台了。

嘉靖勒令严嵩回籍休养，严世蕃和他的儿子则被判充军。

事情还没完。

严嵩不甘心落败，他在老家还给嘉靖写信，制造祥瑞之兆，希望嘉靖回心转意。但嘉靖已经听说严世蕃并未到充军戍地报到，而是在中途折回江西。

1564年底，御史举报，严世蕃招募了4000多人图谋不轨。

这次举报，真实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人想要对严嵩斩草除根。

严世蕃被押到北京下狱。

审讯过程中，徐阶亲自指点会审人员应该怎么做罪名，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在徐阶的过问下，严世蕃的罪名从坑害言官，变成了勾结倭寇图谋叛逆。

严世蕃在狱中听到徐阶修改案卷的消息，哀叹说，这下彻底完蛋了。

1565年，严世蕃被斩首。严嵩和他的孙子们被贬为平民，严家被抄家。两年后，无家可归的严嵩，在饥寒交迫中死了。

徐阶则成为嘉靖朝的最后一任内阁首辅。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权斗纷争，他的心境，其实是悲凉的。

因为他知道，他也不是最后的赢家。

▲一个悲凉的意境。图源：影视剧照

源济

艰难胜出

徐阶继任首辅后，采取了一些柔性措施，标榜“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实际上，这是对夏言、严嵩以来内阁首辅专权独断的自我革命，把首辅摆在一个让皇帝和朝廷百官都放心的位子上。

他还主动召集内阁同事一起拟诏旨。

内阁的权力来源，其实是通过“票拟权”（替皇帝拟定诏旨），获得部分皇权的让渡。徐阶能主动与同僚共享“票拟权”，着实不容易，难怪当时人在他任首辅后，都称赞他为“名相”。

这很符合他的个性。

徐阶这个人，有江南人的特性，擅长以柔克刚，以柔取胜。他当初与严嵩共事多年，始终隐忍、迎合，朝廷言官骂他与虎谋皮，他都忍着。没有绝对的胜算，绝不出手。

嘉靖皇帝晚年向他请教，如何分清好人坏人？

徐阶毅然答道，大奸似忠，大诈似信。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徐阶推荐国子监祭酒高拱、吏部尚书郭朴进入内阁。

在徐阶看来，河南新郑人高拱（1513—1578）为政干练，又是储君朱载垕府上的讲官，入阁是迟早之事，何不做个顺水人情。

但事后复盘，高拱对徐阶的笼络并不领情。两人的交锋，反而因此提前了。

嘉靖去世时，内阁中仅徐阶一人在场，高拱、郭朴等人都不在场。草拟遗诏时，徐阶竟然绕开了其他内阁成员，而把自己素来看重的门生、翰林学士张居正拉进来秘密参与。

皇帝的遗诏发布时，皇帝本人已经升天了。遗诏的内容究竟代表皇帝最后的意志，还是草拟者的意志，也只有天知道了。

嘉靖的遗诏对自己统治数十年的弊政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废止了皇宫内一切道教活动，重新起用了一批被罢黜的官员。读过遗诏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辈子任性的嘉靖皇帝的临终醒悟，而可以百分百认定这是徐阶借嘉靖之口对多年的朝政进行了清算。

朝廷百官对这些新政纷纷叫好，一时间，内阁首辅徐阶大得人心。

高拱、郭朴等内阁同僚则对徐阶越加怨恨，草拟遗诏这么大的事，你徐阶竟然绕开同僚，却拉来一个门生参与，这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1567年，隆庆元年，新皇帝朱载垕继位后，内阁一下子充实到六个人的规模：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陈以勤、张居正。

张居正在参与草拟遗诏后，很快就入阁。史家认为，这是因为张居正跟高拱一样，是朱载垕府邸的讲官，但更关键的是首辅徐阶的举荐。

六人中，徐阶与高拱互相不对付，两人的争斗开始了。

最早是言官、吏科给事中胡应嘉检举称，高拱在嘉靖病重期间，竟然偷偷溜回家，有失职守。因为胡应嘉与徐阶是同乡，高拱认定，这起针对自己的举报，来自徐阶的指使。

高拱随后在另一起事件中，抓住胡应嘉的把柄，要求对胡应嘉革职处理。结果一公布，在京言官认为高拱是挟私报复，把他比作北宋权臣蔡京。

深陷舆论风暴中的高拱，迅速唆使言官弹劾徐阶，转移舆论焦点，罪名是徐阶纵容儿子横行乡里。

很快，言官之间进行了一轮轮的弹劾与反弹劾，朝廷乱成一锅粥。

晚明的言官，作为一个群体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在高层权斗中，亦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打手。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这是以小官钳制大官的一个“机关”。因为言官一旦对某个官员发起弹劾，无论这个官员的职位多高，都必须第一时间提出辞职，至于是否慰留，决定权在皇帝手里。

在这场言官大混战中，高拱、郭朴、徐阶三个阁员先后去职。争斗的双方，两败俱伤。

此时的徐阶才意识到，新皇帝没有按照惯例对他的辞职表示挽留，而是顺水推舟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这表明，新皇帝并不需要他这个前朝首辅再来“倚老卖老”。

这一刻，徐阶明白无误地确认，自己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了。

离开京城前，徐阶向张居正作了最后的托付。

张居正后来在给徐阶的信中，说此次别离，“泪簌簌而不能止”；又说“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复何言”。

徐阶确实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但高拱在两年后“卷土重来”。跟徐阶这一仗，赢得着实艰难。

1569年，年底，高拱出人意外地重返内阁。

据《明史》记载，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李芳联手，策划了高拱的复职，目的是为了抑制新入阁的赵贞吉。

赵贞吉1550年曾被严嵩驱逐出京，此次虽是新入阁，但资格比谁都老，因而举止傲慢。张居正或许自认资历尚浅，无法与之抗衡，故再次引入强势的前同事、恩师徐阶的劲敌高拱，作为对抗赵贞吉的“利器”。

高拱回来后，内阁果然掀起新一轮争斗。

我们都知道，行业老大和老二打架，受伤的往往是老三。历史也一样，高拱和赵贞吉杠上了，第一个退出内阁的却是中立派陈以勤，谁都得罪不起，只好得罪自己，走人算了。后来，好好先生李春芳，也一走了之。

仿佛当初高拱、徐阶权斗的重演，高拱、赵贞吉再次分别调动自己的言官资源，互相弹劾攻击对方。

赵贞吉落败，离京前愤恨不已，说高拱的蛮横真是谁也比不了。

到1571年，年底，内阁已走掉四人，仅剩高拱和张居正二人了。

高拱感觉，自己的时代终于来了。他忘了一直蛰伏在身边的危险。

▲张居正画像。图源：网络

两虎缠斗

当帝国行政中枢剩下二人相对时，张居正（1525—1582）敏感地体会到权力挤压后的窘迫感，而心高气傲的高拱，还在余味悠长地享受胜利的滋味。

史书对高拱的评价是，有才干，无肚量。

他重掌内阁后，犹记恨当年徐阶对自己的打压，特别是对徐阶不让自己参与嘉靖遗诏一事耿耿于怀。所以，在他当权期间，把徐阶的政策全部推翻，甚至宣布嘉靖遗诏是“议事之臣假托诏旨”，全然不顾张居正也是嘉靖遗诏的参与者。

张居正只能默默忍着。他当下的处境和心境，颇像严嵩当政时，徐阶的处境和心境。

早年的张居正，曾在严嵩与徐阶的权斗中，看不惯恩师徐阶的隐忍退让、无所作为，愤而写信骂徐阶是固位希宠的和事佬。随后，他告病假，回江陵老家，借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三年后，张居正重返京城，却变了一个人。

他已经意识到，和徐阶的政治智慧比起来，自己三年前的冲动，简直就是个没头没脑的愣头青。

为了做成大事，首先必须舍弃名声，不怕人言。

宋儒朱熹说过，“真正大英雄者，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作将出来，若是气血豪忿，却一点使不着也”。张居正有权力欲，但他更想在得到权位后，做救世大英雄。

此时，他必须忍受来自高拱的气压，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很低。

尽管他与高拱是渊源颇深的故交。

两人有着几乎相同的政治履历，曾一起在国子监共事多年，后又一起担任裕王府讲官。高拱年长张居正12岁，一直算是张居正的顶头上司。他们曾一起爬山，约定他日入阁拜相，必当同心戮力，扶危济乱。

对高拱，张居正的感情十分复杂。他相当钦佩高拱的能力，所以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愿意策划其复职。即便后来，他们之间的裂痕清晰可见，但对高拱的政策，张居正也能以大局为重，予以支持。

在高拱的主导下，出现了史称“隆庆新政”的改革局面。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掌权后推行的改革，大多数均以高拱的政策为蓝本。

权力是一切斗争的本质，也是不能说出来的本质。更何况，内阁权斗始终在皇权的俯视下进行，谁暴露出对权力的觊觎，谁就会死得很难看。

所以，内阁权斗都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事纠纷或政见分歧中进行着。

高拱与张居正的特别之处在于，二人政见一致，理念相同，均是“忠于谋国”的政治家。除此，二人能够摆上台面的分歧，或许就只有对待前首辅徐阶的态度了。

徐阶返乡后，高拱意欲发动清算。后借着海瑞整顿江南富户兼并土地之机，让徐阶的两个儿子充了军。而徐阶本人，在张居正等人的多方回护下，终于免受追责。

对此，高拱对张居正颇起疑心。一次，他直接逼问张居正，说外界传言你收了徐阶的儿子三万两银子，到底有无这回事儿？张居正指天赌咒后，高拱才说，这是一个误会。

此后，张居正迫于高拱的压力，不敢与徐阶公开来往。

1572年，隆庆皇帝朱载垕突然病逝。临终前，急召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以及入阁不久的高仪入宫，要三人尽心辅佐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

三大臣互相期许，愿同心辅佐幼主，共渡难关。

这里的同心，不仅是告慰先帝的嘱托，也是文官集团对抗宦官集团的惯例。

因为，在新皇帝朱翊钧即位的半个月内，司礼监的人事发生了重大变动。原先一直受到高拱压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突然被宣布升任掌印太监，成为宫中太监的一把手。

明朝以往的历史，内阁与太监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对抗关系。内阁强，则太监弱；太监强，则内阁弱。

眼见司礼监的人事超出自己的控制，高拱很自然就把个人的不满上升为整个内阁的意志。他愤怒地指出，内侍的人事变动，是有人欺负新皇帝年纪小、不懂事，乱来。他把自己与冯保的斗争，当作内阁与司礼监的斗争，声称要为内阁扩权而努力。

▲高拱画像。图源：网络

内阁三人中，高仪明哲保身，不表态；张居正则在接到高拱的通报后，表态支持高拱。

高拱信心满满，发动言官集体攻击冯保。最重要的一条指控是，每次新皇帝视朝时，冯保都站在旁边，文武百官到底是拜皇帝呢，还是拜一个阉人？

风暴来临前，张居正以视察隆庆皇帝的陵寝为由，离开了京城。回到京城后，他仍以生病为由，在家“养病”，不参与轰轰烈烈的“倒冯运动”。

事件到了了断之时，新皇帝召集百官集合。

随着皇帝升驾，众人抬眼望去，小皇帝的身边，依然站着冯保。那一刻，高拱浑身颤栗，他知道，自己输了。

冯保当众宣读了皇帝的诏书，厉声呵斥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高拱当场被褫夺一切官职，被勒令即日离京，遣返回籍。

《明史》记载，高拱“伏地不能起”，张居正“掖之出”。

随后，张居正与高仪联名，为高拱求情。

而精明的高拱迅速反应过来，他的落败，最终是败在这个搀扶着他，并假装为他求情的人手里。

张居正自始至终都对高拱的离去，表现出无限的惋惜和同情，但他在背后联手冯保搞垮高拱的阴谋，却未能逃过高拱的眼睛。只是他俩在世时，谁也没有点破这层纸。后来，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曾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一同走过的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

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是手腕罢了。

张居正早已修炼成为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一切卑鄙的手段。

高拱去职后，张居正再度联合冯保，想通过制造一起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致其于死地。后来没成功，贫病中的高拱捡回一条命。

作为一名老政治家，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势的日子里，他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而实际上，他至死未曾原谅张居正。

临终前，高拱留了一手，回忆自己参与的政事写成《病榻遗言》，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阴谋多有指摘。这部回忆录在张居正死后，适时地出版了，成了万历皇帝决心清算张居正的导火索。

到1582年去世为止，张居正在万历朝的最初十年迎来个人权力的巅峰。他担任内阁首辅的十年间，创造了明朝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而他这个首辅，也是明朝历史上权势最大的一任首辅。

说到这里，历史上的权臣，无论忠奸善恶，通通没有好下场。张居正的结局，在他死前，已经写好了。

▲万历皇帝朱翊钧。图源：网络

尾声

张居正死后，已经成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发动了针对张居正的总清算。

高拱此时已死去四五年，但他的回忆录，不早不晚，恰在此时出版了，成为皇帝下定决心剥夺张氏家族权势的一剂催化剂。

谁也不曾想到，高拱以这种形式完成了他的复仇。

如同高拱当年被定下的罪名一样，张居正最大的罪名，归结起来也就一条：威权震主。

也只有这一条，才能戳到皇权的核心与痛处。

尽管张居正得意之时不忘小心谨慎，但他终未能在生前坚持去位、还政万历，以致酿成身后的恶果。权力的迷人处，也正是它的凶险处。

悲剧的是，正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张居正当国十年的家底，只够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糟蹋半个世纪。到崇祯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张居正家族获得全面平反。江河日下，国破家亡，崇祯皇帝无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至此可以复盘，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确实守住了老朱家的皇权。明朝有过大权臣、大宦官，但前提都必须为皇帝服务，一旦对皇权的施展构成障碍，分分钟就会被碾成渣儿。

在斗争哲学的影响下，嘉靖朝及以后的首辅，几乎没一个有好下场。

因为从首辅的产生来看，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遴选机制，全是靠搞掉前任才能上位。

这是皇帝想要的，一个权力制衡与内耗的内阁。唯有如此，皇帝才能在一片吵吵嚷嚷之中，独揽大权。

铁板一块的内阁和文官集团，有利于提高决策和执行力，却容易对皇权独断形成威胁。

当晚明的变局出现时，这套运行机制，以及内斗风气，严重拖垮了整个王朝。

另一方面，从徐阶到高拱，再到张居正，尽管权斗无情，但他们都有一条底线：做官是为了做事。而到了崇祯朝，17年间出现50位阁臣，皇帝多疑的本性未变，内阁辅国的性质却全变了：做官就是为了做官，仅此而已。首辅周延儒的使命，就是在国乱如麻的时候，忽悠崇祯，我们又打胜仗了。

当内阁充斥着周延儒一样的人物时，整个明朝早已一败涂地，尽是输家。

是的，雪崩时，没有哪片雪花是无辜的。

全文完。感谢阅读，如果喜欢，记得随手点个推荐以示鼓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