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故居挂牌860万：我们可能真的要失去日月楼了

源济

丰子恺故居挂牌860万：我们可能真的要失去日月楼了

原创 阿舒 山河小岁月

2026年6月15日 21:10

看到澎湃的新闻，丰子恺故居“日月楼”正在出售。

独家｜丰子恺故居“日月楼”挂牌出售，标价860万元

整整一天，心里不是滋味。

新闻里，房产中介站在日月楼的阳台上拍了一张照——

2026年6月15日,房产中介在日月楼阳台上拍摄窗外的风景，图片源自澎湃新闻报道。

那曾经是丰子恺写作画画和睡觉的地方。

“日月楼”二楼阳台保留了丰子恺生活时的样子，当然，这是拍摄于十几年前的。

是他亲手写下“日月楼中日月长”的地方。

丰子恺《日月楼中日月长》

是他挂着那份日历、一天天划掉日子的地方——我十几年前去参观的时候，还记得日历划到1975年7月29日停下来，再也没有划，一个月之后，丰子恺被送去医院离开了“日月楼”。

丰子恺手绘1975年的日历

这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阳台现在再次出镜了，这一次，是因为日月楼正在出售，标价860万元。

从阳台望出去的风景

我十几年前是去过几次日月楼的，一次是自己去，一次是陪朋友去，我当时记得有两件裤衩晒在外面，楼道窄窄的，木楼梯一踩就有声音，进门本能地一愣，几乎是站在原地——所有东西都太小了。

阳台小，桌子小，床尤其小，我几乎无法想象，一个那么有名的人，一个写过那么多文字、画过那么多画、翻译过那么多书的人，最后竟是在这么窄的一角里工作和休息。在那张看上去并不是什么名贵的木头做成的桌子上，他翻译、写作、画《护生画集》，把最后一点力气都用在了他相信的事情上。

日月楼二楼半个阳台是丰子恺的坐卧之角。照片为家人拍摄于丰子恺离世之后。

我记得那时去参观的人并不喧哗，大家上了楼之后，声音都会自然低下去。有人在那张小床前站很久，有人看留言板，有人翻一翻展出的书和照片。我站在那个阳台上，终于忍不住，还是流了眼泪。

那一年我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阳台外面一片新绿。长乐村里树影很密，上海的春末夏初有一种湿润的亮，风从窗外进来，日月楼里却很安静。站在那里，我忽然懂得“日月楼中日月长”这几个字，其实远远没我想象的那么轻松。

日月楼的故事，要从头说起。

丰子恺手书日月楼匾额

1954年，丰子恺全家搬进了陕西南路39弄93号的西班牙式小楼，当时还叫凡尔登花园（Jardin de Verdun）：

后来就搬到了“日月楼”。我们是租的那里，也要付点费，买使用权，比较贵，父亲就借内债，包括母亲的私房钱、大哥大姐的钱。刚搬到那里（陕西南路日月楼）的时候，我父亲很开心，他在楼下住，后来到楼上一看，环境这么好。

——丰一吟2013年接受《东方早报》的采访

根据丰一吟的采访可知，丰子恺签订的是房屋的使用权，即俗称的“顶”费。1936年中华书局的出版的《上海指南》中就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原房客愿将其业已装备布置之房屋，转租他人，谓之出顶。即由承租人出以相当代偿，而承受原有之装修与布置，谓之承顶，或谓之顶租。承顶以后之房租仍按月直接付予经租账房。”

前房东是一个姓董的太太，她开出的顶费是6000块，丰子恺为了这笔顶费还借了债，但是房子的产权隶属于开发商华懋地产公司，属于英籍犹太人沙逊创立的新沙逊洋行，曾是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

当时华懋地产公司和它所属的沙逊洋行都还没有离开上海。1949年之后，上海财政局长顾准用提高土地使用税率的方法，让这些外资公司欠下了大额地价税，1958年10月31日，沙逊洋行把包括华懋地产公司在内的在华全部财产转让给中华企业公司，结束了在华业务。

凡尔登花园也在不久后拥有了一个新名字：长乐村。

丰子恺在长乐村门口（后面三角形屋顶楼房即日月楼），“长乐村”三字为丰子恺手书。摄于60年代初。

丰子恺很喜欢这个新家，阳台可以看日出日落、赏当空皓月，他把这里命名为“日月楼”，他说：“这个楼名不仅表示室中可以望见日月，而且有解放后遍地光明、日月普照的含义。”丰子恺还特别请马一浮写了对联挂在阳台上：“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

1955年，马一浮为丰子恺日月楼所书对联

1966年，丰子恺因为他的猫咪“阿咪”闯下大祸（具体可见我之前写的因为一只猫，丰子恺先生成了反革命），“日月楼”的一楼被房管所的造反派强占，有新的住户搬进来，之后，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感觉到来自一楼的监视。丰子恺成了批斗对象，每天坐26路公交车去接受批判，胸口挂着牌子，眼睛望着窗外，人站得笔直。回到家，他说：“不要谈这些，给我把酒斟满一点。”

“阿咪也要看书”，丰一吟摄于1963年。

1975年9月，他在华山医院去世。家人随后以置换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2009年，丰子恺的孙子丰羽，花了350万元把二楼和三楼买了回来，2010年向公众免费开放，四年间，有5万多人来过，不少外国人专程赶来，我记得第一次去参观的时候，楼下还有两位法国来的客人，他们居然是佛教徒，想来看看《护生画集》的作者。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感觉有一些变化。

其实那时候大家已经很小心了，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的门铃下面粘贴着一张过了塑封的便条纸，上面用大号字体写着接待游客的时间，还有一个联系的电话号码。旁边甚至画了漫画，我当时印象深刻是有一个“开啦”的漫画字体。

可是我们进门的时候，还是发出了一些声音，然后就有一个男的冲出来，哇哩哇啦一顿乱骂，我当时完全摸不着头脑，因为自我感觉并没有什么打搅的地方，后来才知道，一楼的居民多次投诉，说来的人发出了大量噪音，不堪其扰。

我去找了找当年的新闻：

保安告诉记者，旧居一般从早上10点起开放至下午4点半，每天游客少则几十人，多的话大约有100多人。住在隔壁92号的一对夫妻是借房子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告诉记者，游客一多，上下楼梯动静确实不小，老房子隔音又差，就连他们都听得很清楚，“换了我住底楼可能也受不了。”

——新闻晨报2014-10-21 ，丰子恺旧居保护困境：长乐邨里长乐难

当时丰家买房子的时候，是想要把一楼一起买下来的，但是一楼开了一个很高的价格，他们确实钱不够。后来双方闹矛盾的时候，一楼说最好能将其置换出去，或者另外给他租个房屋，第三种方案就是给点补贴，但是对方的开价很高，最终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我其实很想知道，这个一楼的住户，到底有没有卖房子的资格呢？

从通常意义上说，他们当然不是这幢楼的主人。

当然，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1954年丰子恺一家搬进长乐村时，他们买到的也不是产权，而是房屋使用权。

这本来已经够复杂了。

更复杂的是，大房东走后，旧上海的洋房、里弄、公寓，经历了公私合营、代管、经租、公房分配、房改等一轮又一轮变化。日月楼一楼的居民，如果他们手里有合法的公房承租凭证，那么在后来的上海住房制度里，他们确实可能拥有可以转让的“承租权”或者“使用权”。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制度承认给他们的那一部分居住权利。

从情感上说，一楼是在十年浩劫中被强占的，是丰子恺一家痛苦记忆的一部分。可是从后来的住房制度看，几十年过去，那些住进去的人又慢慢变成了登记在册的承租人，有了自己的生活、户口、租约、家庭利益，也有了在一定条件下转让使用权的可能。历史上的不正义，就这样被时间、政策和日常生活一层层覆盖起来，变成了今天交易市场上一个听起来很中性的词：使用权房。

日月楼的问题，大概也是许多名人故居共同的困境。

在文化记忆里，它属于丰子恺。

在现实生活里，它被分给了不同住户。

想把它恢复成一个完整的故居，就要一家家谈，谈不拢，日月楼就无法成为日月楼。

最终，丰羽在两年多前出售了日月楼，卖给了普通买家。房子被租出去，住进陌生人，丰子恺的遗物、展柜、展板全部清空。现在租客也搬走了，新房东把房子重新挂牌：860万元，名人故居，稀缺资源。

日月楼在2005年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这块牌子今天还在门口挂着。

陕西南路39弄93号，门口有“丰子恺旧居”的牌子，上书：丰子恺1954-1975年居此，2005年列为文物保护建筑。

我想问，这块牌子能保护什么？

可能只能保护了外立面不能随便拆。可是，丰子恺住过的痕迹呢？那些让我们落泪的细节呢？那张小床，那份划到7月29日停掉的日历，那副对联，那扇可以看见日月的大窗户……这些，都将要被永远失去了。

这当然也不是上海一座城市的问题。北京有过一份调查，覆盖308处名人故居：98处已被拆除，三成沦为大杂院，只有三成挂牌得到保护。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京的故居，2012年以“维修性拆除”为由被夷为平地。林徽因当年为了保护北京城墙留下的那句话，成了她自己故居的预言："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

我很好奇，国外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呢？

查了一圈，发现也没有一个完美答案。

英国有很多名人故居交给了National Trust，变成公众可以参观的文化场所，多半都是靠原来的家族把房子捐出来，或者卖给信托机构，多半都要附带一笔足够维持房屋运转的基金。因为名人故居最花钱的，是维护。

法国的历史建筑也类似。很多古堡、故居、老宅都仍然是私人财产，主人可以居住、出售、继承，但一旦被列为历史建筑，拆改、修复、移动，都不能完全由主人说了算。国家会以补助和税收优惠对建筑进行补贴。

美国的情况，以纽约为例，纽约有地标建筑制度，外立面、街区风貌、重要室内空间，都可能被纳入保护。业主可以卖房，也可以继续使用，但是想要大动干戈，就要经过地标保护委员会审批。

国外也不是把所有故居都变成博物馆，因为说到底，名人故居不能只靠后人的情怀，也不能只靠一块牌子，更不能指望市场忽然生出良心。

谁来接手，谁来维护，谁来开放，居民怎么安置，钱从哪里来，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故居就会一年一年沉下去。等它再上新闻，往往就是出售、改造、拆除，或者复建。如果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答案，牌子挂在门口，不过是一幢外观还在的老房子，和一个慢慢被抽空的名字。

1962年，丰子恺和孩子们在日月楼看画册

日月楼今天的处境，就是这样。

它比许多名人故居都幸运，因为它已经被看见了。它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新闻报道过，后人努力过，参观者流过泪，可是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我们仍然没能把它留下来。

这比“没有人知道它重要”更让人难过。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重要。

只是知道之后，还是没有办法。

一个城市当然不能把每一处名人住过的地方都变成纪念馆，也不能要求每一个私人业主都无偿承担公共记忆，可是像日月楼这样的地方，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日月楼，它不是普通的“名人故居”啊！

拿着画笔的丰子恺

丰子恺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一年，走过了人生最后一段路。他从一楼退到二楼，从大房间退到阳台，从可以伸展的生活退到一张那么小的小床上。可是他还在写，还在画，还在翻译，还在给人间留下一点慈悲，到今天，他的作品，仍旧在给大家带来温柔的力量。

这样一个地方，如果只能在房地产广告里被介绍成“名人故居，稀缺资源”，实在太残酷了。

我甚至觉得，日月楼的问题，不只是丰子恺的问题，也不是一幢房子的问题。

澎湃的新闻里说，桐乡计划在缘缘堂附近按原貌复建日月楼。听起来当然也是一件好事。可是复建的日月楼，终究不是上海长乐村的日月楼。

它可以复原结构，可以摆上展柜，可以陈列手稿、书信、照片和遗物，可是它不能复原陕西南路的树影，不能复原长乐村窄窄的楼梯，不能复原那张小床和阳台之间的距离，不能复原一个老人每天划掉日历时，窗外真正照进来的光。

1963年，丰子恺倚日月楼南窗眺望

有些东西，一旦离开原址，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

我们当然可以说，纪念并不只依赖空间。书还在，画还在，《护生画集》还在，缘缘堂还在，他留给我们的那份慈悲心和温柔也还在。

可是，人为什么还要去故居呢？

因为人有时候需要一个真实的地点，来确认一个真实的人曾经活过。

丰子恺不只是一个书本上的名字，也不是一个美术史里的条目，甚至不是那些头衔：“著名漫画家、散文家、翻译家”，我们看到他曾经在这里坐下，在这里睡觉，在这里得了肺病，在这里看月亮，在这里被时代伤害，在这里把自己的心一点一点修补起来。

1973年，丰子恺在日月楼

一个房间很小，一个人的一生很大。

那天我流了眼泪，明白了“日月楼”的含义，是因为我忽然明白了：原来一个人可以在这么局促的地方，仍然活得这样辽阔。

这大概就是我为什么对日月楼出售这件事一直放不下。

因为那个阳台我去过。

我知道它有多小。

也知道它曾经有多亮。

丰子恺在日月楼作画（约摄于1962年）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丰一吟《潇洒封神·我的父亲丰子恺》，

特此说明。

1、黄松，《独家｜丰子恺故居“日月楼”挂牌出售，标价860万元》，澎湃新闻，2026年6月15日。

2、丰一吟口述，《丰一吟看父亲画〈护生画集〉》，《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3年5月13日。

3、徐运，《丰子恺旧居保护困境：长乐邨里长乐难》，《新闻晨报》，2014年10月21日。

4、李天扬，《丰子恺旧居难题不该无解》，《文汇报》/文汇网，2014年10月28日。

5、中华书局编，《上海指南》，中华书局，1936年。

6、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公有住房差价交换办法〉的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2019年10月8日。

7、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上海市公有住房差价交换办法〉操作业务指南》，上海市房屋管理局，2019年11月26日。

8、佚名，《名人故居保护为何成难题？》，《光明日报》/人民网，2014年6月30日。

9、佚名，《“梁林故居”被拆的负面价值》，《民生周刊》/人民网，2012年2月20日。

10、梁立，《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中华遗产》，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