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下午，距离即将在北京坊PAGEONE书店进行的新书活动开始还有半个小时，珍妮特·温特森从活动背板后走向休息区，一闪而过的身影引发一阵尖叫。开场后，温特森没有坐下，也没有将视线停留在活动场内的座无虚席，而是望向那些站在场地外旁听的读者，她提出要站在场地侧面的一组楼梯上，以便所有到场的人都能看到她。这个临时起意最后没能实现，但她终究还是完成了又一场全程站立的对谈，前一天在北京国贸西西弗书店的活动，她同样从头到尾都没有坐下。
当天夜里，温特森回到酒店的床上，用手机记录下了这趟“令人兴奋，也令人精疲力尽”的旅程。她写到那些没有票也来到现场的人，也写到自己为读者签书数小时。来中国前，她就曾在自己的网络平台上邀请没有拿到上海或北京活动入场券的读者直接来——“就说你是和我一起的”。回顾这趟旅程，按她的估计，上海有四五百名额外赶来的读者等在街上，现场一度有些难以协调，而她则留到自己能够停留的最晚时刻。
珍妮特·温特森（图｜视觉中国）
在那段有关回忆的短文最后她写道：“我们在故事的台阶上相遇。”这是一句在她的回忆录《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中出现过的话。巧合的是，前几天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温特森此次中国行的第一场围绕新书展开的活动现场，作家看到场内座位已经坐满，而空间的后方仍站着读者时，她走到台上指向身后的宽木门，提出把门打开，让更多等在外面的人进来。当时，她大概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也意外地与她多年前的文字发生了呼应。在《我要快乐，不必正常》里，门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她出生后不久就被领养，在养父母位于沃特街的房子里长大，她没有那所房子的钥匙，能否进门取决于是否有人准许；成年后，她写道：“我的门是开着的，我就是打开它的人。”书也被她比作一扇门，一个人的故事越过门槛，进入另一个人的世界。
温特森的首部作品《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曾经就是这样的一扇门：一个在英国北部工人阶级家庭长大的年轻女孩，用小说改写一套已经替她规定好的人生。而这本她在四十年多前写就的书，简体中文版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一百万册——在当下，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里，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从这个故事里辨认出自己。
珍妮特·温特森的新书《爱是搬起一块重石而不知缘故》
这一次的中国行，温特森在公开活动中的表达大都围绕她的书《爱是搬起一块重石而不知缘故》（Love）展开，书里选取了她数十年作品中关于爱的段落，也收录了她对这些过往的创作所进行的文字回溯。很多读者是带着与爱情相关的问题去往活动现场的，他们希望能从书里、从作家口中得到答案，“或者至少得到一点启发”。而在我们的采访中，温特森展开的问题并不局限于爱情，它关乎技术、气候，贯穿着年轻人正在面对的生活，从关系中一项家务如何分配，到人工智能由谁掌握，再到人类能否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些问题的规模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在温特森看来，它们都可以用同一个判断拆解：形式的更新，并不等于价值的更新。她近些年持续追问的，不是未来会出现什么新东西，而是人类能否在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不把旧有的权力、等级和狭窄想象一同带进去。
温特森把当下看作一个过渡期：许许多多的年轻女性已经不再愿意按照旧有的方式生活，却还没有找到稳定的新模式；旧式承诺已然失去说服力，而新的规则又尚未形成。在她看来，人们面前有两条路：要么回到严格的旧式角色，让一切看起来恢复“正常”；要么尝试建立“真正全新的连接”，并把平等和尊重变成具体的日常实践。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下同
问题是，新的形式不会自动带来平等。一个人是否认为自己的需要天然就比对方的需求更重要，是否期待另一方承担更多照料、放弃更多外部生活，这些并不会因为双方使用了更现代的语言就自然消失。表面上的平等似乎没有那么难，真正困难的，是放弃那种未经审视的优越感。
在这个前提下，温特森谈到了一种已经被反复批判的旧式婚姻：女人结婚后退出工作和公共生活，把丈夫和孩子当成全部，无偿承担家务与照护。她并非重新论证这种分工有何不公，而是用它指出一种更难察觉的延续：即使一段关系的外表已经改变，谁的事业更重要，谁的时间可以被随时调用，仍可能由同一套旧观念决定。
这也是她为什么反复提醒女人“留住你的朋友”。朋友不只是关系失败后的安慰，而是一个人仍然拥有工作、兴趣、交谈和外部世界的证明。当读者向温特森提出他们对爱的困惑，为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感到无力时，她鼓励他们去认识别人，依然要冒险进入关系，一次相遇持续两个星期、两个月还是两年，不能决定它是否有价值，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打开门，但不必因此把自己关进只剩两个人的世界。由此，爱情更像是一个最日常的检验场：当人们声称自己已经进入一种更自由的关系，谁拥有更多权利、谁承担更多牺牲的格局，是否真的改变了？
这不是温特森第一次追问，一个看起来崭新的世界，会不会继续携带旧世界的规则。2024年，当我围绕小说《人形爱情故事》采访她时，我们更多地谈到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温特森自称人工智能的乐观主义者，使她着迷的，是人类是否可能遇到一种不受肉身限制的智能，以及智能和生命是否可以脱离身体存在。
但对她来说，人工智能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她担心技术集中在少数缺乏历史和文化意识的人手中，更担心人类把帝国、征服和等级等陈旧价值带进一个拥有超级技术的世界。“让我担心的不是我们正在创造的技术，而是陈旧的价值观。”她当时说。技术可以很新，掌握它的人对权力、秩序和他人的想象却可能很旧。
《她》剧照
今年，这个问题以一种略带讽刺的方式落到了她的作品上——温特森参加作家反对AI公司未经许可使用作品训练模型的行动；Anthropic随后就相关作者集体诉讼达成巨额和解。她在上海活动中谈到，自己的全部著作也进入了训练语料，并说自己因此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她开玩笑说，也许可以拿这笔钱去买一个“AI女友”：她并没有放弃对技术潜力的兴趣，真正追问的是谁拥有技术、谁从中获益，以及效率是否会把人的创造过程本身变成多余。未来已经不再只是她小说里的设想——作家的书成为机器的训练材料，机器创造的财富又以赔偿或分配的方式回到作者手中。新的技术秩序究竟会不会复制旧的权力秩序，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她因此让自己的作品回到《弗兰肯斯坦》：在温特森的理解里，弗兰肯斯坦所警示的不只是人类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存在，还有创造者弃置了它，没有教育它，也没有帮助它进入人类世界。问题不只是“能不能造出来”，还包括人类将如何对待自己创造的事物。
身体是她思考人类将如何进入未来的另一条路径。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温特森一方面想象人类将与非生物智能共存，另一方面又强调，迄今为止的人类经验都发生在身体之中，“身体是我们的居所”。她注意到，当人们在网上工作、交往和建立生活，屏幕逐渐被视为真正的世界，外部的物理现实反而成了干扰。她所感兴趣的不是在两者之间作出简单选择，而是人类将以什么方式进入下一阶段。
《攻壳机动队》剧照
技术的更新不等于价值的更新，这一判断同样贯穿她对气候问题的关注。这次采访里，温特森谈到，转向清洁能源所需的技术和知识其实已经存在，真正的障碍是政治意愿，以及人类无法围绕同一个星球合作。新的工具不会自己决定它被用来做什么；如果掌握它的仍是争夺权力、拒绝合作的旧秩序，技术越强，可能放大的问题也越大。
温特森没有把自己放在提供标准答案的位置上。她说，自己未必拥有答案，但有“一些好的问题”。在她看来，已经获得读者和公开发言平台的作家，有责任使用它，把经验和知识提供给后来的人；但年长者也不应挡在年轻人前面，替他们决定未来。
如果没有答案，人又如何建立尚未存在的关系和生活？温特森把可能性放在想象力上。“艺术所做的是保卫想象力的领地。”她在采访中说，小说、诗歌、绘画或音乐的形式并不重要；艺术让一个具体人物的处境变得切近，也把人从日常生活的带进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只有先想象事物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人们才可能真正抵达那里。
《欢愉的艺术》剧照
在她看来，阅读是关乎想象的一种基础的能力。温特森并没有简单地把手机视为敌人：在没有图书馆的地方，它也可以让人与思想发生连接，前提是“你心里必须先有一种渴望”。她所警惕的，是人们失去阅读和理解复杂文本的能力，只能接受别人不断送到屏幕上的内容。问题仍然是，一个工具究竟把人带向哪里——不断被推送内容的表面，还是思想、作品以及现实中的其他人。新的工具会出现，旧的规则会失效，人也会不断获得此前没有过的选择。但选择本身不会自动带来自由。温特森所警惕的，也许从来不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恰恰相反，是一个答案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以至于人不再需要想象其他可能的世界。
狗仔卡
发表于 2026-8-20 10: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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