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法庭外的一群壮汉
如果你第一次见到高峰，大概率不会把他和传统的“律师”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他大圆脸，三角眼，寸头剃得很短，几乎贴着头皮，经常一身黑衣。体型壮硕，站在人群里，很容易让人先想到保镖，或者别的什么更“江湖”的职业。很少有人会把第一反应放在“律师”上。
短视频平台里，高峰总是在以非常愤怒的语气吼叫着 ，“你瞅啥？不服是吗？知道我是谁吗？”“你动我当事人一下试试。”有时候，他的身后还站着几个戴着黑帽子、黑口罩的男人。评论区有人说，这不像律师，更像黑社会。
在介于作秀和本色出演的中间地带，他讲述自己代理过的家暴案件：丈夫当着女儿的面，长期虐待妻子，最终致其死亡；丈夫夜里挥刀砍向妻子，一百多道伤口几乎覆盖全身；还有那些每天都在发生、却很难进入公众视野的威胁、跟踪、围堵和控制。
镜头里的他语速很快，眉头绷得很紧，像是在替受害者生气，又像是在和屏幕另一端的人叫板。他给自己的账号起名叫做“法内狂徒高律师”，评论区里，有人叫他“人民的混混”。
高峰社交媒体账号
但高峰的的确确是一名持证律师，主要处理与家暴有关的离婚纠纷案，虽然他说，“家暴案是律师最不愿意接的案子。”
这类案子并不好做。一桩普通的离婚案件已经足够琐碎：财产、孩子、债务，一段婚姻结束时留下的东西，都要被重新计算和分割。家暴案件还多了一层麻烦：暴力往往发生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家庭内部，伤痕会消退，威胁可能只存在于一通电话、一条转瞬即逝的信息里，即使肢体冲突也可能被作为家庭纠纷草草处理。
高峰说，对一些女性，真正恐惧的甚至不是离婚本身，而是提出离婚之后会发生什么——那个暴力的丈夫会不会堵在法院门口，把她重新拖回家。在高峰的讲述里，那些已经决定逃离的女性，并不会因为一纸诉状自动获得安全。离开法庭后，她们有人会被跟踪，有人被堵在住处，还有人的位置、酒店和出行信息会被男方想办法查到。
他曾经遇到过男方叫来一群人，强行要把逃跑的女方直接拖上车带走，普通律师遇到这种情况，通常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别的律师只会让你报警，不让你出去。”但他紧接着又说，“报警是需要时间的，警察来也是需要时间的。”
他说，“而我不是。”
在律师通常工作的边界之外: 写诉状、整理证据、开庭，他又给自己增加了一层任务:如果他判断这起案件的风险很高：当事人有被骚扰的风险，他会考虑带几个人，有的是过去认识的“兄弟”，未必懂法律，但大多身材高大，看起来不太好惹。“一行壮汉”陪着当事人去法院。
这就是高峰目前在做的非典型出庭。
最理想的情况下，他和壮汉们其实什么也不用做，站在那里就够了。
对于那些习惯用身体和嗓门来威胁控制妻子的男人来说，这种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比法律条文更容易被迅速理解的信号。原先完全不对等的力量关系，在法院门口短暂地发生了变化。高峰要的就是这个瞬间：要让对方意识到，眼前这个女人这一次不是一个人。
尽管这种方法听起来有点“太社会了”。让高峰越来越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律师。
而恰恰因为这一点，越来越多遭遇家暴的人开始找到他。现在，高律师的短视频平台粉丝数量累计已经超过四百万，公开的粉丝群已经开到了十个。
“社会人”高峰
高峰很少避讳自己的过去，“打架”、“混社会”，他说，“我从十几岁就开始接触这些东西了。”
他出生在天津郊区一个普通村镇，后来考上一所本地的三本院校。上大学时，高峰的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待在校园里，挂过十几门课。那几年，在他的世界里，“义气”比成绩重要，是一种少年时期对于“江湖”的想象。谁受了委屈，叫一声，兄弟们就骑着摩托车从四面八方赶过去。
后来，他开始帮人做“执行”，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收账、催债。钱来得比同龄人快得多，但后来，高峰渐渐地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
“我感觉有点缺德。”他说，并不是每一个欠债的人都是坏人。“有的人就是真的没钱了。”有时候，他们去找人，对方家里老人坐在那里，孩子也在旁边，他忽然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是在维护公平，还是在逼一个已经走投无路的人，“别看我从小打架怎么样，其实我本质上还是个挺善良的人。”
他开始越来越难说服自己，在那个环境里，每个人都要扮演一个“社会人”。说话要横一点，眼神要凶一点，他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其实我特别向往文化人。”一次偶然，他开始看《锵锵三人行》。节目里请来的都是作家、学者，或者各行各业的文化人，几个人围坐聊天，说文学、历史，也谈社会。“我当时就觉得，还是文化人厉害。”他听不大懂，但觉得那才是自己真正想进入的世界。他开始慢慢读书，四大名著，“你很难想象我这样的人会读《红楼梦》吧？”
“当时就是附庸风雅。”他说着笑了笑，“但附庸风雅时间长了，不就变成真的风雅了么？那时候人家装X都装黑社会，我那时候装X，我都装文化人，装读书人。”
本质上，他想完成一次身份转换。“我就是一心想摆脱以前那个圈子，走正路，读点书。我觉得有文化的人、有知识的人，才是我真正想成为的人。”他决定考法律硕士，以前，他替债主追债、解决纠纷，靠的是拳头和“江湖规则”；如今，他希望使用另一套规则，“用法律的手段去帮别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那个决定在当时听起来，几乎有点荒唐。
“我们家里所有人可能都不太信我能考上，甚至有点嫌弃。”他说，“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不好好找工作挣钱，还想着考研究生，还得让父母供着，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太不好意思了。”
第一次考研，他报考的是中央民族大学。成绩出来，只差一点点，没有过线。“我是卡在那个分数线上的。第二次我就想，干脆考个更好的学校。”后来，他把目标改成了吉林大学。
备考的日子里，每天十几个小时，高峰几乎都泡在天津图书馆。那里聚集着准备考研考公的人，安静得只能听见翻书和敲键盘的声音。“这其实也不能说明我努力，我就是效率低。”他说，“一个从小到大没怎么学习过的人，突然让你去学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别人学五个小时就能达到的效果，我可能得学十几个小时。”
第二年，高峰考入吉林大学法律硕士。几年后，当他拿着硕士毕业证走出校园时，以为自己终于完成了这场漫长的身份切换，却很快发现，现实远没有一张录取通知书那么简单。
高峰的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疫情很快来了，那也是法律行业最难找工作的时段之一。
有一次，他去北京一家中型律所面试。走进会议室时，他愣了一下。等候室已经坐了三四十个应聘者。他扫了一眼大家手里的简历，清华、北大、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东政法……一个比一个耀眼。
他说，看到那些学校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希望不大了。几年努力换来的985硕士文凭，在就业市场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稀缺。
高峰又回到了天津，那是人生里又一段拧巴的日子。“当时我岁数已经很大了，也不好意思老找家里要钱。”为了维持生活，他跑过外卖，做过保安。也有以前一起“混的人”喊他回去，但高峰觉得，“我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种生活了。尤其是学了法律以后，我不想再做那些打擦边球的事。”
后来，高峰进入天津一家律所实习，遇到了一位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师姐——肖丛薇。她也是他见过最会打官司的人。
肖丛薇第一次认识高峰，是从微信头像开始的：一个男人侧身坐在沙发上，照片黑黢黢的，光线很暗，她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挺社会的。”后来真正见面，高峰却比她想象中安静得多，话不多，甚至有些内向。
有一次，肖丛薇接手了一起家暴案件。当事人告诉她，男方为人难缠，有可能会叫人过来闹事。“我当时心里其实还是挺害怕的。”她担心庭审结束后，对方会堵在法院门口，不仅有可能强行把女方带走，自己也可能成为对方针对的目标。出发前，她看高峰气场强，看着“不太好惹”，临出发前问他：“你能不能陪我去一趟？”
开庭当天，法院门外果真守着几个身材壮硕的男人。
但对方找来闹事的人里，恰好有人认识高峰。双方照了个面，对方什么也没说，事情就过去了。“我其实什么都没干。”
那些曾经拼命想摆脱的社会关系，第一次有了另一种用途。高峰的“作用”在圈内传开了，律师们之间开始互相介绍，遇到风险高的案子，就会给高峰打电话。
曾经最想抹掉的那段经历，竟然成了现在最有价值的资源。后来，高峰把这些经历拍成了短视频。对互联网上的观众来说，这些故事几乎天然具备一种“爽文”结构：遭遇家暴的女性被逼到绝境，一个看起来比施暴者更不好惹的律师带着人出现，不需要真正动手，仅仅凭借气势和人数，就让原本嚣张的一方退了回去。这种简单、直接，甚至带着某种江湖色彩的正义叙事迅速击中了观众，视频很快爆了。
他花了很多年试图摆脱的那部分过去，最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回到了他的生活里。
他看到的那些家暴现场
虽然高峰正式执业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伴随着他在网络上的出圈，来找他处理家暴相关案件的当事人数量激增，他也接手了越来越多的家暴案件。他的视频里总是愤怒。除了流量的需要，他说，那更多是一种无法克制的情绪。“在听到那些惨绝人寰的事情之后，你不得不愤怒。”
“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是那个挨了一百多刀的。”那起案件发生在天津津南。丈夫在夜里挥刀砍向妻子，一百多刀。高峰知道，这个数字说出来很多人都不会相信。“别人都说，不可能，一百多刀都砍成什么样了。”
但作为律师，他看过卷宗，也见过躺在病床上的伤者。
另一件案子发生在辽宁营口。丈夫长期将妻子监禁在家里，当着七八岁女儿的面实施虐待。直到在一次严重的人身伤害中，残忍地杀死了妻子。
是家里的大女儿找到高峰求助，希望帮七八岁的妹妹争取后续的安置和保护。说到这里，高峰停顿了一下，“解剖照片我也看了。”律师办案，那些普通人永远不会看到的照片、法医鉴定、尸检记录，他必须一张一张看过去。“检察官都哭了。”他说，自己连续几天睡不着觉，“卷宗一打开，就受不了。”
聊自己的时候，高峰几乎没有流露太多情绪波动。他总是笑，讲过去混社会、考研失败、找不到工作，也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但提到辽宁案里那个女孩时，他低着头，轻轻叹了一口气。“太可怜了。后来我去看她，还给她买了娃娃什么的小礼物。你一说我心里都有点难受。”
高峰给女孩买的娃娃和礼物，以及他们的对话
在高峰接触的家暴案件里，受害者并不只有婚姻中的女性，也有男性。他见过父母长期虐待亲生孩子，也见过继父、亲生父亲性侵女儿；见过楼道里血流成河，也见过一些受害者活着，但却承受着漫长的极端控制。他也见过太多的施暴者，“他们没有统一画像，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人在外人面前八面玲珑，逢人就笑，回到家却像变了一个人；有人平时沉默寡言，看上去老实巴交，对外唯唯诺诺，对内却把所有控制欲都发泄在家人身上。
在他的粉丝群里，许多人都承受着家暴的创伤。
20岁的小糯在他的粉丝群里待了半年。从两岁起，重男轻女的父母将她丢给姥姥姥爷照顾，虽然离得不远，“骑自行车半小时就能到”，他们也很少来看她。小学四年级那年，她和弟弟发生冲突，母亲回来后冲上来扇了她一巴掌。她记得自己的左耳当时“一阵剧痛”，随后流血，听力明显下降。母亲没有带她去医院。
妹妹则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小糯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看见妹妹半边脸肿得发紫，上面留着一个很大的手掌印。另一次，母亲说起离婚，妹妹表示支持，母亲突然开始扇她耳光，直到妹妹哭着求她“不要离婚”才停下来。
很长时间里，小糯并没有把这些经历理解成“家暴”。“因为我从小就经常看到我母亲打我妹妹，有时候也会打我。”她说。当一种暴力长期存在于家庭内部，它有时反而会变成生活本身，以至于身处其中的人很难意识到，那并不是正常的亲子关系。
因为严重的情绪问题，小糯开始出现一些躯体化症状，“我无法入睡，从肩膀到下腹部的一大片神经都在痛，发作的时候无法呼吸。有一次痛到有窒息感了，手也会震颤什么的。”
高三那年，小糯休学了。她决心离开自己的家庭，朋友家有一套空房子，允许她暂时住了下来。也是在新的生活里，她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别人家的父母如何和孩子相处。“我发现他们和孩子相处的氛围，明显和我母亲跟我们不一样。”
高峰的视频并没有直接帮助她离开家庭。但她说，那些视频以及群里大量相似的经历，给了她一种“确定感”：遭受暴力的人可以反抗，也可以离开。
“心理上的支持很重要。”小糯说，“很多女性是先被心理击垮的。”
现在，她经常在群里劝别人先保护自己，有机会就离开危险环境。“我看到他们走出泥潭，我自己也会很开心。”她说，“因为我当时也是给自己打气，才鼓起勇气离开那个环境的。”
家暴案为什么仍然需要“混混”？
一场暴力结束以后，受害者并不是逃离现场就万事大吉。有的人刚离开家，就被一路跟踪；有人开完庭，刚走出法院，就被人堵在门口；还有一些施暴者，花几百块钱找几个社会青年站在法院门口，强行逼着女方上车。
高峰说，现在想找到一个人，远比很多人想象得容易。有时候是一路跟踪，有时候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信息，也就是所谓的“开盒”。“所以很多女方为什么跑不掉？”他说，“不是她们不想跑。是跑不了。”
一位曾向高峰求助的女性说，丈夫喝酒以后经常会“找事”。动手时，她的头上被打出包，嘴里流血。丈夫威胁他，如果要离婚，“他就要杀了我全家，让我一家都不好过。”
身边的人都劝她忍忍就算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不知道能去找谁。直到有一天，她想起短视频里的高峰，试着联系了他。她记得高峰回复了一句话：“妹妹，我帮你。”按照高峰教她的“防定位”的方法，她搬出了丈夫家。
“我那一天终于早睡了一觉。”她说。过去很长时间，因为害怕，她常常要到凌晨五六点才能入睡。那一晚，她凌晨两点就睡着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睡过好觉。高律师跟我说帮我以后，那晚上我睡了一个好觉。”
也是因为这些现场，高峰开始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办法。如果发现有人跟车，他不会直接回律所。他会把车开到一个提前约好的地方，叫好的“兄弟们”已经在那里等着。他说，有两三次，“对方连车都没敢下，吓得掉头就走了。”
在很多危险真正发生之前，这种原始直接的威慑，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前阵子办案，他们离开时遭到男方家属围堵。肖丛薇当时也在现场。她说男方家属耍无赖躺在车前，不让车子离开，高峰开口就骂，对方明显愣住了，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律师能是这个样子，男方叫来的亲朋好友不敢向前，但现场冲突并未就此平息，男方母亲依旧不依不饶，高峰带着随行人员上前制止，最终女方安全离开。肖丛薇后来回忆，如果当时只有女方自己带着一个普通律师，“百分之百女方会被带回去”。
后来，救护车和警察都赶到了现场。高峰记得，警察打开车门，看见他，第一句话是：“高律师，原来是你啊。”
那一刻，高峰第一次如此具体地意识到，短视频给自己带来的东西不仅是流量。它同时也是一种公开性——越来越多人知道他是谁，意味着发生在他和当事人身上的事情，也更有可能被看见。“我有流量，我有舆论。他们就会忌惮。”
联合国妇女署颁布的《2026—2029年战略计划》显示，在15至49岁女性中，有12.5%曾在2025年遭受过伴侣的身体暴力或性暴力。
在中国，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依然存在。2010年，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开展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24至60岁已婚女性中，24.7%曾在婚姻中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其中5.5%明确报告遭受过配偶殴打。到了2021年第四期调查，女性在婚姻中遭受配偶身体或精神暴力的比例已降至8.6%，较2010年下降了5.2个百分点。
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人身安全保护令成为受害者可以主动寻求的一道司法屏障。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中就出现过这样的场景：一名女性结束恋爱关系后，仍遭前任暴力、定位跟踪、窃听、破坏门锁电闸和安装监控，最终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年来，全国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3.3万份。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开始借助法律寻求保护，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危险都可以被一张裁定及时阻断。也正是在法律程序与现实危险之间的这段“时间差”里，高峰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才有了存在的空间。
他最不喜欢评论区问受害人“为什么不跑？”这个问题。因为在他见过的案子里，“跑”从来不像这个字听起来那么简单。
一个女人要离开的，不只是丈夫。她可能还要考虑孩子、学校、工作、住房和经济来源。孩子留在原来的城市，她不放心；把孩子带走，又意味着重新解决入学和生活。施暴者如果知道孩子在哪里上学，就可能守在学校门口。高峰有时会对那些仍然犹豫的当事人发火：“命重要还是孩子上学重要？”
北京的Molica找到高峰时，离婚诉讼已经进入一审尾声。她的丈夫是一家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十多年的婚姻里，她经历了丈夫出轨、长期控制和财产纠纷。2025年起诉离婚后，丈夫带人切门换锁，将她和孩子赶出家门；她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却被认定为财产纠纷而未获支持。住酒店时，她被一路跟踪，随后又陆续卷入数千万元债务纠纷。直到今天，她的离婚案仍在二审。
她后来在社交平台写下这样一段经历：“他联合兄弟、姐姐共四人围殴我和母亲。我被控制在地，母亲肋骨骨折、牙震荡。我10岁的儿子亲眼看着，颤抖着报了警。一个本该在操场奔跑的孩子，已经学会了打110。”
她在社交平台刷到高峰的视频时，已经委托了一位离婚律师，希望高峰能在必要时提供一些安全保护。了解案情后，高峰却劝她，不必再寄希望于谈判。
两人通了一个多小时电话。高峰没有接下这个案子，而是把她后续可能面对的法律问题一一分析给她听。“他说这些法律上都是能解决的，只是过程会很辛苦。”Molica说，对她而言，那次咨询最大的意义，不是代理案件，而是有人告诉她，这条路还能继续走下去。
高峰并不认为自己能够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恰恰相反，办的案子越多，他越清楚自己的能力有限。“我有时候起到的作用，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他可以陪一次开庭，可以叫人护送一次，可以在有人跟车时设法把对方吓退，但这种保护天然是临时的。
他希望把这种私人保护交还给制度。他正在尝试和当地妇联建立联系，希望未来能有一个更稳定的临时救助空间。那些刚逃出来的女人可以先住下来，有饭吃，有地方带孩子，不必刚离开施暴者，就立刻面对房租、工作和生存的问题。
高峰说，他们团队里的“保镖”，甚至比律师更难找。找过去那些兄弟，他嫌他们“主观能动性太强”，遇事容易冲动；找老实的人，又担心真出了什么状况反应不过来。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高峰这套工作方式最矛盾的地方。
他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在法律程序真正运转起来之前，一些受害者需要有人先站在她们身边；但这种依赖个人力量的保护注定无法长久。
“希望以后不再需要我”
家暴案件通常赚不到什么钱。高峰在自己的社交主页上还写着：“严重被家暴者求助，免除一切费用。”
现在，高峰最大的压力来自团队的运转。差旅、律师、助理、陪同人员都需要花钱。很多家暴案件收费很低，甚至免除费用，团队的各项支出却一项都少不了。“有时候看着挣钱，但是留不住，哗哗地往外撒。”他说，自己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这种焦虑的一面，和他在镜头里的样子很不一样。
视频里，他总在喊，总是显出气势汹汹的一面。现实里，他更担心的是平台、舆论和那些无法控制的风险。“感觉自己四面楚歌的，所有人都要害我。”
他的账号不断被举报，有人说他的故事是假的，有人质疑他的律师身份、学历和执业年限，还有人把他的律所位置发到网上，骚扰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进来。
他知道自己在网络上的表达方式容易“拉仇恨”。为了流量，视频开头必须在几秒钟里抓住人，于是他会提高音量，会“呲牙咧嘴”，把愤怒放大。“我也不喜欢我自己那个样子。”他说，“但是没有办法。没有流量，我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东西继续支撑我做这个事。”
这也构成了他现在最难摆脱的一层悖论：流量可以保护他，也可能摧毁他。它能让一个原本无人问津的案件突然获得关注，也能把一句旧话、一段旧视频重新推到所有人面前，让他的身份、动机和过去同时受到审视。
而真正支撑他继续做下去的心理，也是在这些年里慢慢变化的。“刚开始其实是为了钱。”高峰并不避讳，“完全是为了钱，完全为了利益，为了流量。”后来不一样了。“做得多了以后，就有一点信仰的东西在里面。”他觉得，既然有人相信自己，就不能辜负他们。更重要的是，那些一个个真正走到他面前的人。“你接触那么多受害人，他们真的很可怜。你看见了，你就是会想帮。我也有能力帮，我为什么不帮呢？”
但必须看到，高律师的保护方式，依然建立在一种力量逻辑之上。施暴者依靠身体、威胁和控制确立优势，高峰则用更强的气场、更多的人、更公开的舆论去打破这种优势。两者当然不能等量齐观，一个是伤害，一个是保护；可它们使用的，却仍然是施暴者最容易理解的语言——力量。
它在现实中有效，却也提醒我们，一个人的基本安全，在某些时刻仍然需要向外部“借”来：借一个自媒体账号的流量，借几名壮汉的身体，借一次舆论的注视。一个女人离开暴力关系之后，仍然需要有人站在身后，才能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高峰当然也知道，这不应该是最终的答案。“我希望有一天法律非常完善，我也不接这种案子。”他笑了一下。“我天天演短剧，我多舒服。”
有短剧制作公司找到他，邀请他出演一部反家暴题材的短剧。高峰在里面演的还是自己——一个长着“社会人”面孔、却拿着律师证的人。
现在，互联网上，对他的质疑仍然很多。有人说他夸张，有人说他表演，也有人相信，在反家暴这件事上，这些争议本身并不重要，“无需自证，你的出现就是反家暴最好的意义。”（来源：腾讯新闻）
狗仔卡
发表于 2026-9-10 08:13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