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不知道，但我对自己的身体是有感受的，就是生命活力下降了，这让人感觉很挫败，也很担忧。”几年前，何栋从老家到北京看望小女儿何欣时，一家人决定去趟鸟巢。那天，地铁很挤，数不清人贴人地挨了多少站才终于回到地面。出了站，鸟巢终于近在眼前，但他们发现，想要真正抵达，还需要走上很远的路。这时候，何栋的脸突然涨得通红，整个人一下沉默下来，看起来很不对劲。接着，他说：“要不我们回家吧。”说完，他站在原地，从兜里掏出烟，夹烟的手指一直在抖。
何欣告诉我，事后，父亲很为自己当时突发的焦虑感到抱歉。在她的记忆里，那几年，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回。比如还有一次，她在视频通话时告诉父亲，当天下班后她是走路回家的，一个人走了很久。父亲一听就冲她发起火来，责怪她为什么总是奇奇怪怪地做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何欣和姐姐很喜欢拿父亲的星座开玩笑，她们以“处女座”解释他绝大部分的指责和挑剔。不过，一家人也的确发现，那几年，何栋的耐心越来越少。
那几年，具体说，是何栋60岁之前的七八年。他今年64岁，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他的身体和情绪都充满变化和不适——血压高、失眠，精力越来越难恢复，情绪越来越难掌控，晨勃少、排尿疼……何栋觉得，那时的他应该是进入了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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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也有更年期吗？女性的更年期过程中，有绝经这样一个清楚的生理标志，而男性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男性的性腺功能和睾酮水平也会发生变化，只不过过程通常是缓慢、渐进的，因此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可以让男性说：从今天开始，我进入更年期了。
但“男性更年期”的确不是一个纯粹来自民间的说法。2025年发布的《男性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诊疗指南》中提到，“男性更年期”是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过去使用过的名称之一。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伍学焱认为，“男性更年期”作为一个公众容易理解的说法，可以用来指男性从中年进入老年、身体功能逐渐发生变化的阶段。相比女性绝经前后卵巢功能和雌激素水平发生较明显的变化，他把男性的变化形容成“一步一回头地慢慢走下山”——一个人从青春期相对急速爬升到身体功能的高处，尔后就开始一步步往下走，每一天和前一天都相差不大，这是一个类似温水煮青蛙的过程，等真正意识到变化时，这种变化可能已经发生了好些年。但如果真正进入诊室，“男性更年期”这个词就太宽泛了。现在医生更常使用、诊断边界也更明确的概念，是“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late-onset hypogonadism，LOH）。它说的不是一个男人到了某个年龄，开始失眠、疲倦或者脾气变差，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出现与睾酮缺乏相符的症状或体征，同时检查也能够确认睾酮水平降低。换句话说，“男性更年期”可以描述为一段人生和身体的变化，LOH却是一项需要证据支持的医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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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男性很少会主动说自己到了“更年期”。心理学者和咨询师訾非接触到的中年男性，更常说的是最近睡不好、很累、没力气、好生气、易烦躁、情绪低落、自我价值感下降，或者工作不顺、婚姻出了问题、孩子让人操心。一个人可能已经感觉到自己和从前不太一样了，却未必会把这些变化放在一起，更不会直接用“更年期”给自己命名。
医院里的情况也差不多。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宏军就发现，真正以“更年期”的自我判断来就诊的人非常少。患者往往只是带着一个或几个具体的问题而来：失眠、乏力、出汗、性欲或者勃起功能变化，他们甚至可能已经在心内科、精神科、骨科等不同科室转过一圈了，有些人还是由其他科室的医生转诊而来的，其中也包括精神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患者们此前完全去错了地方：失眠、乏力、疼痛、心慌、出汗、情绪低落、性欲和勃起功能变化，本来就很难天然地都从属于某一个科室。
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宏军（王旭华 摄）
李宏军还发现，每当他在电视上做有关男性健康的科普节目时提到“更年期”，节目播出后，门诊就会突然多出一批人。有人到了医院，说电视里讲的那些症状自己好像都有。他因此形成一个印象：并不是病人少，而是医生和患者对更年期的认识都还不足。
对李宏军来说，门诊里出现的患者，仍然只是愿意来的人。仅仅从医院观察，很难知道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不适，在普通中老年男性中究竟有多常见。男性的衰老症状往往不像女性绝经那样容易识别，疲劳、失眠、情绪低落、性欲下降这些问题，又很容易和慢性疾病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疲惫混在一起。李宏军和同事想知道的是：在中国中老年男性中，这些症状究竟有多普遍、多严重，又更容易出现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后来，他们开始把调查做到社区里。每到一个地方，先请当地社区把中老年男人组织起来，有时一次会来一百多人。李宏军先给大家讲男性健康，医生们再带着他们填问卷完成调查。他们在调查时使用的是“老年男性症状量表”（AMS），量表中的17道题，把一个男性进入中年以后可能感受到的变化分散在身体、心理和性功能几个方面：睡眠好不好，有没有焦虑、抑郁和易怒，关节和肌肉是不是不舒服，体力和肌肉力量有没有下降，性生活、性欲和晨勃是否正常……每一项按照从“没有”到“非常严重”打1到5分，最后加成。总分越高，意味着这些症状带来的总体困扰越严重。
这项全国多中心调查覆盖33个研究中心，最终有9000多名35到70岁的男性进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每10个人里有1个人处在量表所定义的“重度症状”范围。这个10%，并不是说10%的男性患有LOH。AMS问的是一个人正在经历多少不适，并没有检测这些症状是不是由睾酮下降造成的。调查还发现，年龄增长、糖尿病、高血压、腰臀比偏高、大量吸烟、缺乏运动以及较差的婚姻关系等，都和更严重的AMS症状相关。换句话说，量表可以把原本说不清的变化变成一个分数，却不能确切地告诉医生，这个分数究竟来自哪儿——一个AMS分数很高的人可能有严重睡眠问题，另一个正在经历抑郁或者长期疼痛，还有一个确实存在雄激素缺乏。当然，这并不妨碍它回答另一个问题：在人群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男性正在经历相当严重的身体、心理和性功能困扰，而这些困扰又和慢性疾病、生活方式以及婚姻关系等很多因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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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一个人真正走进诊室，李宏军要做的，通常是再把这些症状重新拆开。失眠、乏力、出汗、情绪低落、性欲下降，这些表现都可能出现在LOH患者身上，而睾酮水平降低并非所有症状的唯一解释。以他的经验，带着相关症状来的人，只有一部分人最终被发现有低睾酮，这意味着，一个男性觉得自己明显和从前不同，并不等于化验单一定会给出一个对应的激素解释。那些症状很可能来自睡眠问题、肥胖和代谢异常、慢性疾病、药物或者情绪困扰。这是李宏军理解这类患者的一种方式，他不太在意先把一个人的症状界定为“男性更年期”，而是习惯先问：现在最折磨你的到底是什么？
何栋那几年没有查过睾酮。事实上，他也没有带着“更年期”这个问题去过医院。身体的变化并不是一起出现的，而是一件跟着一件。最早让他注意到的是血压。50岁以后，有一阵子，他下班开车时经常觉得头晕，和几个同龄朋友聊起来，大家说可能是血压高了，还推荐过一些药。何栋记得，有一种药吃下去以后特别利尿，他总要跑厕所。有一次，他忙了一上午，中午又去参加婚宴，下午回家时突然觉得晕头转向，很不舒服。接下来的半个月，他总觉得血压降不下来，于是去找了一个熟悉的中医，对方建议他吃牛黄降压丸。此后的很长时间，他都靠它降压。如今回想，那几年，他一直没有对高血压进行系统的治疗和管理。
紧接着出现的是失眠，这是持续困扰何栋最久的一种不适。明明已经很晚很累了，他的大脑却还是连轴转：一躺下，他就开始想事情，从女儿小时候想到自己的童年，再想到兄弟姐妹和工作。有一段时间，他靠听书帮助入睡，最开始还有用，后来也不行了。睡不着，就起来喝点水，到阳台上坐一会儿，再回卧室重新躺下。有时候真正睡着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第二天还是照常去上班。最严重的时候，他一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这样的状况，前前后后持续了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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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何栋让朋友和家里人晚上八点以后都尽量不要再联系他，电视他也不看了，提前把一切可能让神经兴奋的事情都停下来。而让他在意的，还不只是睡眠本身。他发现，年轻时白天再累，只要晚上睡上一觉，第二天精力就能回来。50岁以后，这件事不再那么理所当然了，还是差不多的工作，差不多的生活压力，身体却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快速恢复。
休息不好，吃饭也慢慢变成了一件何栋需要琢磨的事情，过去喜欢吃大鱼大肉，但后来每吃一样东西，他都要先想，会不会影响血压，会不会又让自己睡不好。一段时间以后，排便也开始变得不规律。再后来，他开始排尿疼痛。让他印象很深的是，58岁生日那天，一家人吃完饭，他去上厕所，疼得特别厉害。但他还是没有专门去医院检查，按照自己看过的中医书，他觉得这是“火大”，多喝水，自己吃消炎药，吃药时好一些，停下来又不舒服，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四年。
何栋还开始留意另一种变化。他一直把晨勃当成判断自己身体状态的一个指标，过去早晨醒来这方面正常，他就会觉得自己精力还不错。大概55岁时，晨勃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他说：“其他人不知道，但我对自己的身体是有感受的，就是生命活力下降了，这让人感觉很挫败，也很担忧。”性生活本身并不是他最大的困扰，他和伴侣早就分床睡了。真正让他难以接受的，就是那种“生命能量降低”的感觉。
伍学焱有一句话：“男人是雄激素的作品。”从胎儿时期的性分化，到青春期出现声音、毛发、肌肉的变化和第二性征的形成，再到成年后的肌肉、骨骼、脂肪分布、造血和性功能，雄激素一直参与其中。到了中年，如果睾酮下降到不足的程度，也可能影响肌肉、脂肪分布、骨骼强度和性功能。但是，伍学焱也强调，一个男性觉得累了、睡不好了，肚子越来越大，肌肉少了，性欲和勃起也不如以前，并不能因此把这些变化都归结为睾酮下降。睡眠障碍本身会让人疲惫，焦虑和抑郁可能影响性欲，肥胖、慢性疾病和一些药物也会改变激素水平。身体里的变化常常彼此纠缠。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伍学焱（于楚众 摄）
肥胖就是一个例子：中年以后，腰围增加和较低的总睾酮水平可能同时出现，但这并不能说明“肚子大”就是睾酮不足造成的。肥胖本身也会影响性激素的结合状态和检测结果，其中一个常见变化是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也就是SHBG降低；反过来，真正的睾酮不足又可能不利于肌肉量和脂肪分布。两件事可能互相影响，医生不能看见一个“啤酒肚”，就判断这个男人缺睾酮。相比单纯的体重，医生也会关注体成分：同样的体重，肌肉和脂肪各占多少，身体状态可能并不一样。
疲劳、失眠本身也不能说明一个人睾酮低了。伍学焱更在意的是，这些变化是不是持续存在、逐渐加重，休息和调整以后仍然难以缓解。如果性欲、勃起或者晨勃持续发生变化，体力和肌肉量明显下降，又或者其他不适迟迟没有消失，就值得进一步检查。检查不是抽一次血就一定能知道答案。睾酮存在昼夜节律，通常需要在清晨检测；一次结果偏低，还不能据此作出诊断，通常需要在另一天再次测定。必要时，医生还会结合SHBG、游离睾酮、LH（促黄体激素）、FSH（促卵泡素）等指标，再去看肥胖、慢性疾病和正在服用的药物有没有影响。伍学焱特别提到，现行诊断需要把症状、体征和反复确认的生化证据放在一起，而不能仅凭一个人的感受，或者一次化验结果。
但即使做完这些检查，还有一个问题。化验单写着“正常”，一个人为什么还是觉得自己明显不如从前？
伍学焱拿考试成绩打比方：一个人过去成绩一直很好，后来从高分掉到了中等，“虽然还及格，也是在衰退”。化验单给出的是根据人群建立起来的参考范围。它可以帮助医生作出临床判断，却很难回答另一个问题：眼前这个人年轻时原本处在什么水平？一个年轻时睾酮水平较高的人，十几年以后即使已经下降不少，也可能仍然留在“正常”的参考范围之内。
伍学焱因此提出，如果从年轻的时候起，就能在体检中陆续留下睾酮、体重、体成分和代谢指标的记录，到了五六十岁真正觉得身体发生变化的时候，医生所看到的就不再只是某一次结果是否落在参考范围之内，也能知道这个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个体基线，是在采访中他反复谈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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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一个人确实从自己的高点下降了，也并不能据此进一步推导出：应该把睾酮“补回去”。对于已经符合治疗指征的人，临床上有相对清楚的治疗路径。争议更多出现在界线附近。2025年发布的中国《男性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诊疗指南》中，对于有性功能下降或代谢异常、总睾酮值在8～12 nmol/L的人，在排除其他可能造成低睾酮的原因之后，可以考虑试验性的睾酮补充治疗。所谓试验性治疗，也意味着治疗之后需要重新评价症状和获益；如果没有获得预期的改善，就没有理由仅仅因为睾酮数值而继续用药。
伍学焱是这份指南的牵头专家之一，他把问题继续往前推了一步。谈到一个人身体功能已经开始下降、却还没有越过疾病界限时，他用了一个比喻：衣服褪色了，但还没有破，有人觉得还可以继续穿，有人却希望它仍然光鲜，会考虑提前换掉。
他借这个比喻问的是：如果已经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功能持续下降，医学是否一定只能等到疾病形成以后才开始干预？
这已经超出了现行指南通常的治疗边界。以伍学焱个人的观点，可以讨论是不是在功能衰退早期进行干预；他同时承认，很多内分泌专家并不同意，现有的科学结论也并不完整。对于无明显症状、睾酮也不低的健康男性，提前补充睾酮，目前并没有成为通行的医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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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想把失去的东西“补回来”，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愿望。1889年，72岁的法国生理学家布朗-塞卡尔（Charles-Édouard Brown-Séquard）曾给自己使用动物睾丸提取物，并宣称体力和精神状态有所改善。后来人们认为，按照当时的提取方法，其中不可能含有足以产生相应药理作用的睾酮。这个一百多年前的实验后来有了更多象征意味：从雄激素研究很早的时候开始，医学治疗就和人类恢复青春、力量与活力的愿望纠缠在一起。
今天的睾酮治疗当然已经完全不同。但睾酮依旧不是一种可以无限增加的“生命力”。伍学焱说：“很多东西在于一个生理的窗口，不是越多越好。”
过去医生对睾酮治疗一个很大的顾虑，在于它会不会增加心梗、卒中等心血管事件。2023年发表的TRAVERSE试验纳入了5000多名有性腺功能减退相关症状、两次确认睾酮偏低，同时已经存在心血管疾病或有较高心血管风险的中老年男性。在主要心血管复合终点上，睾酮治疗达到了预设的非劣效标准；不过，房颤、急性肾损伤和肺栓塞在睾酮组更常见。伍学焱也把这项研究作为讨论睾酮治疗安全边界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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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让医生对符合适应证的人接受规范治疗时多了一部分安全性证据，却不能回答另一群人的问题：一个睾酮正常、没有明确症状，只是觉得自己老了、没劲了的男人，如果长期补睾酮，会发生什么？
用药本身也需要持续监测。睾酮治疗可能使血细胞比容升高；开始治疗前需要排查前列腺癌等禁忌证，治疗过程中还要监测相关指标。对于仍有生育需求的男性，外源性睾酮还可能抑制自身的生殖轴和精子生成。能不能用、用了以后是否达到原先设定的目标、风险有没有发生变化，都需要重新评估。
但是在医院之外，一些人自行绕开了这些判断，通过健身房、网络等渠道获得雄激素或合成代谢类固醇，用来增加肌肉、改善体形、性能力或者“抗衰”。对于这些已经存在的疗法，伍学焱希望“放到阳光下来讨论，把它规范化”，至少让医生知道一个人究竟用了什么，也有机会进行必要的检查和风险监测。
何栋没有办法再用一张化验单回答那七八年里自己的睾酮数值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实，一个睾酮数值，也无法完整回答他所说的那种“生命能量降低”究竟来自哪里。那几年，生活也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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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栋原本是一名教师，后来调到教育局工作，到了职业生涯后期，他已然没有了继续晋升的欲望，但离退休还远，又接下了一些新的管理和外联工作。他觉得工作压力倒也不大，更多的事情来自家庭。他的妻子常年在外工作，他一直是家里诸多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小女儿上大学，要交学费、生活费，毕业后要找工作、考研；大女儿毕业、恋爱、结婚、生孩子，也都需要操心。55岁时，何栋的母亲去世，丧事主要由他料理，此后他又经历了很长一段哀伤的时间。“各种‘杂毛六狗’的事情接踵而至。”他需要“非常紧绷地去应对一切”，可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同样的压力。
那几年，他也很少能把这些感受真正说给谁听。孩子还年轻，他觉得说了也未必懂；老人年纪大了，说了徒增担心；和伴侣的关系又不亲近。偶尔和同龄男性朋友聊起来，最多也只是互相确认一句：“你也这样啊。”然后话题就过去了。
母亲去世的时候，何栋记得自己只是默默坐着，不太和人说话，不是没有情绪，恰恰相反，他说自己那时候“憋着一肚子的火”，只是又说不清究竟在气什么。他担心一开口就控制不住脾气，于是索性不说。他越来越不愿意参加饭局和社交，有时也害怕别人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老了，脑子开始坏了？”
视觉中国 供图
心理咨询师訾非接触到的中年男性，也很少直接谈论害怕、失落或者孤独。他们更容易说起的是身体：“我累了”“最近睡不好”“我没力气”。或者把话题放在外面——妻子变了，孩子出了问题，单位里的事情不顺。到了中年，很多感受是很难从生活里单独拎出来的：工作上的竞争和位置在变，孩子正在长大或者离开家庭，父母越来越老，伴侣也在经历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变化。这些事情并不会排着队一件一件有序到来。一个人开始感到体力和精力下降时，生活里需要他承担的事情可能反而更多。
訾非把其中一种状态称作“退出生活”。这种退出未必是一场明显的崩溃，有时候只是一个人开始慢慢减少投入：原来在意的事情不再想做，工作和关系都变得无所谓，不再给自己安排需要很久才能完成的事情，只想躺着，或者让时间被一些很快就能得到反馈的活动填满，比如钓鱼、看短视频。这些事情本身不能被当作问题，真正需要留意的是，一个人是不是持续失去了动力，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他愿意持续认真投入。
訾非说，这种变化，他自己也经历过。45岁以前，他可以同时开着三四台电脑做不同的事情。到了47岁前后，他明显感觉到：“躺在沙发上读读书最好”。他也开始留心观察自己是不是也像来访者那样会连续几个小时陷在短视频里，睡眠一旦开始变差，他就注意了解相关的影响因素。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到户外去、改变生活环境、运动，也给自己安排一些真正热爱，又需要长期才能完成的任务。“我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三年写出一本书。有了目标，可能会把人从想‘躺平’的状态里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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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年以来与中年人打交道的临床工作经验，訾非发现，到了这个阶段，身体和心理其实很难被截然分开。例如，睡眠长期不好，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和注意力，带来情绪困扰；而情绪困扰反过来又会影响睡眠。再如，生活事件带来的也许是心境上的低落，但也经常会有疲劳、疼痛、没有力气等躯体不适感。反过来，这些身体心理基调，也导致中年人对生活中的不顺与冲突更加敏感，更容易因为生活中的不如意而被激活负面情绪。另外，性功能、慢性疾病和体力的变化，也不只是身体指标，它们还会进入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进而影响他和周围人的关系。用激素解释所有变化，或把所有状况都解释成心理问题，在他看来都是片面的。他认为，真正要理解一个人发生了什么，例如一个人为什么突然开始不爱社交，为什么突然开始容易发火，如果希望能够帮助到他，我们需要同时去了解身体、睡眠、生活事件、关系，以及他过去一贯应对问题的方式等诸多方面的状况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
至于究竟什么样的变化超出了正常的“波动”？訾非给出的界线并不复杂。如果只是阶段性的疲劳和情绪起伏，休息、调整以后能够恢复，工作和生活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可以继续观察；但如果长期睡眠不好，情绪持续低落或者烦躁，工作和关系开始明显受损，甚至出现情绪失控和安全风险，就应该寻求专业帮助。“更年期”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包进去，却可以帮助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生理正在发生变化。
何栋回头看自己60岁前那几年，究竟是怎样慢慢过去的，他并不是很清楚。对他来说，那七八年的变化，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始，也没有一个明确结束的日子。何栋说，60岁前后，他因为疝气准备做手术，术前检查时，却发现了此前没有意识到的心脏问题。进一步检查后，他接受了心脏支架治疗。从那以后，他开始规律服药，也比过去更认真地控制血压。差不多也是在那段时间，他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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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少了一些，生活慢慢规律下来，那些曾经长时间困扰他的不适，也在之后几年里一点点缓解。何栋说，60岁退休前的那几年，就像是对前半生生活习惯的一次“全面检阅”：“以前身体哪里比较薄弱，到了这个阶段，问题就慢慢暴露出来了。人也得接受自己老了。”采访最后，我问何栋，回头看，什么最帮助他走过那段他称为“更年期”的日子？他说：“就是时间。”
（文中采访对象何栋、何欣均为化名）
狗仔卡
发表于 2026-9-14 08: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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