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鹰派的言论获得与鸽派平等的充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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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06 10:12:02 简军波 环球时报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奉行“外交无小事”的基本实践原则，对事关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关系政策与理念的操作问题，均采取高度集权的行政方式，所以在对外关系问题上无所谓鹰鸽之争。

    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也随着国家内部利益和阶层的日益分化，我国社会的言论自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思想与观点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在此背景之下，我国内部关于对外关系的理念和实践也产生了多样化的声音，这就是我国围绕对外关系问题上出现所谓鹰派和鸽派的深层次宏观原因。

    具体而言，所谓鹰派的产生主要是受我国经济和国力快速崛起的强烈刺激。久远的民族辉煌与近代的民族屈辱历史，在国家重新走向快速复兴道路时所激发的争强好胜之心，是我们社会产生鹰派的内在动力。而国际霸权国家经常表现出来的对中国的敌视，以及周边国家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与中国的长久争议与对抗，也刺激了鹰派言论的增加。正因如此，鹰派往往被鸽派视作非理性、冲动、缺乏深谋远略，甚至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

    鸽派则是那些主张与他国通过友好协商与和平的外交方式去解决各种纠纷的派别，他们不主张通过胁迫、武力和张牙舞爪的方式去争取与维护国家利益。谦卑忍让、委曲求全和习惯于采用迂回策略是他们天生的性格。鸽派会自我认同为国家真实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以及战略方向的把握者，尽管有时候他们被鹰派视作国家叛徒。

    或许鹰鸽之分并不能精准地描述当前中国社会内部在外交理念与实践上的主要分歧，但是，随着利益和阶层的多元化与社会自由的成长，这一分类在某种程度上不但具有部分真实性，也具有特定的政策意义。就像具备一定社会自由的任何大国内部都会具备外交上的鹰鸽流派一样（如美国和日本），中国也不例外，即使分野还不非常明显。

    分野的模糊性在于，传统上我国外交政策实践在政治体系内部是高度集权的。因此我国的鹰鸽之分理论上并不应从政治体系内部寻找，而应从市民社会中寻找。即使居庙堂之高者（比如高级军官）会发出类似鹰派的言论，也应视作是个人的主张而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或整个国家的主张。

    鹰鸽之分还能为我国政治系统的外交实践增添民主化因素，既为我国对外关系实践贡献新的智力支持，也为我国对外关系实践增加合法性与灵活处理外交关系的有力工具。在存在多元化民间外交思想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有更多的便利与灵活性来选择适当的对外政策与他国进行交往；在合法性基础上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具有强大的效力。

    问题是如何让鹰鸽言论充分表达，同时也不影响到政治系统内部的一体化和中国外交政治过程的既往特性？对政府而言，创造条件，让它们都有发言甚至辩论的机会。任何一派占据优势都不利于我国市民社会的良性发展，也不利于我国外交政策实践过程。但是，过分遏制它们各自的自由发展，又会扼杀它们的活力，影响我国外交理念的进步和对外关系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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