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

Bencat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伊拉克战争导致了金融危机!

约瑟夫•E&a


　　阅读提示：两位作者认为全球金融危机是伊拉克战争后果长期蓄势的最终爆发。战争开始后，为鼓励家庭借贷、扩大消费，美联储除了降低利率，还降低了借贷标准，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把利率降到接近历史最低点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鼓励家庭采取可变利率抵押贷款。较低的初始利率允许家庭借得更多的钞票以供房贷，这使得美国人的消费水平远远超过他们的收入水平。于是，美国家庭储蓄率自大萧条时期以来首次变为负值。

　　译者序

　　这是一部讨论伊拉克战争费用的专著。但译毕方知，所述何止于此?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和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比尔米斯教授的这部力作——《3万亿美元的战争》——是对当前发轫于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的经济萧条根源的大反思。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免费的战争。”这句在书中反复出现的话也许会成为两位作者的名言被世人相传。战争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伊拉克战争的代价远远超出美国当政者和平民百姓的预计。两位经济学家像两位老会计一样，在堆积如山的资料和数据中理出一本战争费用的账本。没有两位作者的细如抽丝般地计算，世人可能都不会相信，伊拉克战争的费用是3万亿，差不多等于美国全年GDP的1/3。这一费用已经超过美国越南战争12年所费之和，是朝鲜战争的两倍多，这还没有考虑诸如照料伤残士兵等长期费用。美国耗时四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费用仅比伊拉克战争高2万亿美元，每个士兵的战争费用不足10万美元，而伊拉克战争为40万美元。

　　该书的书名：“3万亿美元的战争”足以让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决策者们大跌眼镜。的确，斯蒂格利茨等人计算的数值与美国官方统计或决策者们的预计相差甚远。根据美国国防部的统计，从2001年“9.11”事件到2007年12月，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一共用掉了5270亿美元，其中伊拉克战争占据了大头，一共用去了4060亿美元;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统计，伊拉克战争花掉了4210亿美元，伊拉克战争加上阿富汗战争一共用掉6020亿美元。一面是3万亿，一面是4000多亿，差距为何如此巨大?两位作者认为伊拉克战争的开支被严重低估，官方的统计并没有包含完整的成本。善于融会贯通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两位作者将战争成本归纳为战争直接开支、潜在的社会成本和机会成本三大类。政府计算的战争直接开支没有包括战争债券利息、退伍军人的医疗开支、装备更新等。潜在的社会成本包括政府对退役的残疾军人的补贴、伤残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战争引起的油价飙升以及宏观经济损失等。机会成本则既有经济意义上的机会成本也有安全意义上的机会成本，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上的孤注一掷，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在世界其他地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朝鲜的核问题、阿富汗地区恐怖形势的恶化、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扩散等。面对政府的巨额超支，一向敢于仗义执言的两位作者指出：政府超支部分恰是军事承包商的利润;军事承包商和石油公司是这场战争的真正赢家。

　　2008年3月，在斯蒂格利茨的这部新作即将出版之时，有媒体问他：“伊拉克战争是否是美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他回答说：“确实如此”。此时正值纽约股市连连剧跌，美国平民深受通货膨胀之苦。伊拉克战争的代价是造成深度经济萧条和国家债务膨胀的最为突出的原因。的确，金融危机和赤字膨胀的直接诱因都源于伊拉克战争。

　　两位作者认为全球金融危机是伊拉克战争后果长期蓄势的最终爆发。他们在书中对金融危机的由头：次贷危机的原因做出了以下清晰的解释。战争开始后，为鼓励家庭借贷、扩大消费，美联储除了降低利率，还降低了借贷标准，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把利率降到接近历史最低点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鼓励家庭采取可变利率抵押贷款。较低的初始利率允许家庭借得更多的钞票以供房贷，这使得美国人的消费水平远远超过他们的收入水平。于是，美国家庭储蓄率自大萧条时期以来首次变为负值。但利率终将摆脱低水平而上升，当利率上升时，成千上万进行可变利率抵押的美国人就发现他们的抵押贷款还款额上升，他们将还不起贷款，甚至失去房子。这必然增加金融风险，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显然，当前的现实验证了他们的预言。

　　斯蒂格利茨和比尔米斯还认为，更值得忧虑的是：战争意味着美国要借更多的债，或者大幅削减财政预算中的其他必要的支出。由于战争开支庞大，财政吃紧，美国不得不通过发国债的方式向国外借款，中国是最大的债主。两位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这样描述：“美国政府的赤字在膨胀，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在增加，……代价极其高昂，要由几代纳税人来偿付”。可以说，这场战争把美国的财政越掏越空，导致美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金融地位日益削弱。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挖肉补疮，寅吃卯粮，不断地削减社会福利与教育经费，加上经济危机的影响，已导致出现穷人有病看不起医生，孩子有校难得就学的问题，美国国人怨声载道。这为善打“民心牌”的奥巴马的当选提供了良好契机，显然，从伊拉克撤军是奥巴马赢得民心的法宝。

　　事实上，该书已经成功地改变了美国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和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美国政府的伊拉克战略方向。两位作者拿出了最让美国人心痛得越南战争的教训来为美国人敲响警钟。他们说，就像我们曾为约翰逊总统的大炮和黄油政策在越南战争结束很长一段时期内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一样(20世纪 70年代的通货膨胀)，美国人现在以及今后的几年中同样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除了已经花掉的3万亿元，两位作者还预测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将在 2017年底前，继续“烧掉”美国1?7万亿至2?7万亿美元，仅利息就需要支付高达8160亿美元。面对这样巨额的数字，美国政府再也坐不住了。 2008年2月26日，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一改过去立场，同意讨论民主党反对伊战的提案，会议听取了斯蒂格利茨对伊拉克战争开支的论证。最终，2009年3 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将在未来18个月内从伊拉克撤离大部分军队，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将安全责任完全过渡给伊拉克人。

　　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顾问、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斯蒂格利茨一向和政府唱反调，为穷人说话。该书中直接质疑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性质：“美国占领了伊拉克，并宣称其目标是为人民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而战争从根本上破坏了该国的经济、社会和主权”。在2009 年2月，斯蒂格利茨还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推行所谓的“坏账银行”来购买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将可能导致美国政府的债务大增，这种做法无异于拿美国纳税人的“现金去换垃圾”，导致纳税人为多年来银行的过度放贷行为买单，而政府原本可以用这些钱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风格不同，任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以公共政策和财政为研究方向的比尔米斯教授更为严谨、细致，她曾是美国商业部助理秘书长和财务总监。两人互补的风格和密切的合作使得该书既有惊世骇俗、旗帜鲜明的观点，又有翔实的数据与文献作支持，引经据典，学术气息浓厚。此外，两位作者在书中不时流露的人文主义情怀、祈求和平的精神以及反省和批判的态度，尤令我们感铭至深。

　　斯蒂格利茨是信息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并以此获得诺奖。他曾经找到了“信息不对称”这一剖析市场机制的关键要素，现在，他要身体力行使关于伊拉克战争费用的信息在客观现实与主观臆断之间，在当政者和平头百姓之间实现对称。我们期待着，两位经济学家费时两年完成的这部作品将和斯蒂里格利茨的《经济学》、《喧嚣的90年代》等一样成为不朽的经济学著作。

　　感谢两位作者应我们的请求，欣然命笔，为本书写下了中文版序言，使其更添光彩。

　　本书是三位译者共同合作的结果。卢昌崇教授翻译了中文版序言、前言、第一章和第二章，李浩博士完成了第三、四章，孟韬博士完成了第五、六、七、八章和附录。翻译不当之处，敬请同仁斧正。

　　卢昌崇、孟韬、李浩

　　2009年9月于大连

　　中文版序

　　在《三万亿美元的战争》的英文版中，我们分析了战争费用。已近两年后，现在回头看看，我们都有哪些收获呢?

　　首先，在美国，它成功地引发了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大讨论。“三万亿美元”的战争已经成了一个专用的政治术语。政府的决策者及其面对的选民第一次感觉到，应当直面这次冒险的真实代价。经济大衰退，我们国家的债务也随之吹气般地增长，使得这笔战争费用格外“耀眼夺目”。

　　其次，尽管布什政府和国会预算办公室开始时坚称我们的假定太离谱，可事实表明，我们的多数假定还都太保守了。新的数据显示，战争总费用甚至可能超过我们预计的3万亿美元。例如，我们预计，归国退役军人申领伤残抚恤的比例介于29%到32%之间。这个数字是决定这场战争长期费用的主要因素，可实际数字上升到41%。到退役军人事务部所属医院寻求医疗的归国军人也是如此，我们当初的估计比例是39%~40%，可医院接收医疗的比例已达43%。我们预计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归国士兵约为20%，可实际数字竟达38%，高得吓人，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地攀升。我们的初始估计值是在对前几次军事冲突中归国士兵审慎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其中包括越南战争和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但过去两年的实际数据却概莫能外地超出了我们当初的预计。

　　事实再次表明，这场战事的经济后果要远比我们预期的更为严重。战费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对一个已经债台高筑的国家来说，情形尤甚。而美国2003年的情形就恰恰如此，主要是因为于小布什政府决定降低美国富豪的税赋。当然，政府印制钞票就可以弥补这些赤字，但那会引致通货膨胀，而战争诱发的通货膨胀很快就会酿成民众的强烈反抗。政府也可提高税赋或削减开支——与印钞不同，这种办法是负责任的财政选择。但这两种办法在政治上都行不通。

　　小布什政府想让美国人确信，我们可以打一场免费战争。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战争。那么，怎样才能既开战，又不用削减开支、提高税赋，还能避开通货膨胀呢?那就是大额举债，向外国政府借，主要是向中国借;美国政府的赤字在膨胀，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在增加。假如小布什政府径自向中国开口，比如说借5000亿美元，用于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这个要求至少也会引起争议，中国政府会婉拒。但在现实世界中，打酱油的钱可以用来买醋：弥补美国巨额赤字的贷款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战费，而且不必知晓他人或承担责任。这有利于在国内喋喋不休地讲述战争神话：开战并不需要承担经济代价。可事实却一如本书所述，经济代价极其高昂，要由几代纳税人来偿付。

　　不能和平地调停冲突以致求诸战争，是政治家们无能的表现。战争将人类社会最丑陋的特征暴露无遗;你看，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多么血腥!一个赞同国际法理的国家竟然违反《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反酷刑公约》，对囚犯严刑拷打，反过来践踏这些法理原则。这场战争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在好多方面给自诩的道德领袖抹黑。重塑形象费用不菲，耗时漫长。

　　美国的新政府感觉到，自己在好多方面被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梱住了手脚。从经济上看，伊拉克战争留下的巨额财政赤字，限制了自己激活国内经济的能力。从政治上看，要扭转非法刑讯和拘押的影响，既要假以时日，又离不开精力的投入。从军事上看，伊拉克战事分散了我们的身心，忽略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日益腐败和局势不稳的问题。在这种真空态势下，塔利班集团得以重组和构建。伊拉克的军事冒险表明，平抚阿富汗(姑且假定还有希望)的成本已经显著地上升。这给伊拉克失误又添加了一个尾注，是一个既可悲又昂贵的尾注。

　　J·E·斯蒂格里茨(JosephEStiglitz)

　　琳达·J·比尔米斯(LindaJBilmes)

　　2010年3月

　　前言

　　时至今日，真相已然大白：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美军的死亡人数已近4000人，轻重伤员及重病患者超过58万人。此外，阿富汗美军的轻重伤员及重病患者也有7300人。[1]有10万名自战区返乡的军人患有心理健康紊乱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将长期饱受折磨。[2]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人民生活凄惨，但现在的实际境况有过之而无不及。道路、学校、医院、住宅、博物馆均已损毁，供电和供水的情况比战前还差。[3]宗派暴力举目皆是。混乱无序使伊拉克像一块磁铁，将形形色色的恐怖活动都吸引过来。占领伊拉克，送去民主，促进中东地区的变革，这些想法现在看起来无异于白日做梦。代价已经悉数付出，国家债务又新增了几万亿美元，油价飞涨。不管怎么说，这场战争都削弱了我们的国民经济。

　　伊拉克战争所致的人类苦难已成事实，此时探讨这场战争的财务成本未免显得有些冷酷。干巴巴的数字永远都不能体察死者、残者及伤者所经历的身心苦痛。不过，我们仍然坚信：了解战争费用是必要的。

　　发动战争的决策是基于许多错误的前提做出的。有人断然地将萨达姆与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9.11”恐怖活动挂起钩来。蹩脚的情报坚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察官说断无此事。好多人认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民主之花行将开遍伊拉克的土地。此外，还有人认为能够以战养战，战争代价会微乎其微。

　　而事实证明这场战争的代价极其高昂，有鲜血，也有财富。我们估计，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预算和经济成本将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战争费用还得有6万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关于3万亿战争费用的书：美国在未来的几十年如何偿还这些战费，以及为什么战争的实际费用远不像布什政府当初预计的那么低。但本书的意义要远比数字更为丰富。通过审视这些费用，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这场战争的含义，或许，也有助于我们以最低的损失撤离伊拉克。

　　美国已经为入侵伊拉克付出了天价。参战男女士兵的费用在账单中最为醒目，而经济成本还不易被觉察。多靠借贷而来的战费被严重地低估;所费甚巨，但还不足以实现我们的目的、不足以保护我们的军队。即使最终撤离了伊拉克，未来的费用还会不断地攀升，而这些费用却被蓄意遮掩起来。

　　所费甚巨是确凿无疑的，而且要由几代人来背负。这是1991年海湾战争的教训。那场战事持续了不到两个月，没有地面战斗，但却投入了 694550人的兵力;阵亡147名美国军人，467人因战负伤。[4]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军事行动费用多由盟国买单(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如果我们就此止步的话，海湾战争看上去就几乎是免费的。[5]但这种计算忽略了大量退役军人因战所致的伤残抚恤;现在，即使战事结束16年之后，美国政府每年还得向20多万名退伍军人支付超过43亿美元的补助、养老和抚恤金。[6]仅海湾战争伤残抚恤，我们就已经花掉了5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退役军人现行的医疗费用、在科威特的驻军费用、对“海湾战争综合征”的医疗调研费用[7]。但与更为广泛的经济影响后果相比，这种计算不过是蜻蜓点水而已。例如，10万多名军人患上了与化学物质相关的“海湾战争综合征”，其中有4万多人长期致残，而这些人的收入损失就没有虑及。[8]

　　要得到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我们的眼睛就不能只盯着政府的预算与账目，因为政府的预算糟糕透顶，账目漏洞百出。这种说法显得有些怪异，但发动战争毕竟是一笔“大生意”。对现代企业而言，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财务系统提供及时而准确的数据，那么，想做大生意恐怕连门儿都没有;而政府的财务账目纯粹是冒牌货，要是换成上市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肯定认为它涉嫌欺诈。

　　私人部门账目不清会误导投资者，而政府的账目不清则会误导普通民众，会酿成资源配置的重大失误。第278团级作战队(驻守在科威特的田纳西国民警卫队作战单位)的托马斯·威尔逊(ThomasWilson)向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Rumsfeld)问过一个很有名的问题：“我们这些当兵的为什么要在当地的垃圾堆里挖寻废铁和用过的防弹玻璃来给军车加装甲?”拉姆斯菲尔德答称：“你只能以你现有的部队，而不是你将来可能有的部队投入战争”[9]。2003年3月，“现有部队”的装备极度匮乏，如缺少防弹衣，重型战车也不足，而这些都是从事此类战争必不可少的装备;另一方面，潜艇过剩，原旨在对抗冷战期敌人的重型装备也有冗余。恰在此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确保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机构)也恳求我们再给他们6个月的时间完成检查。然而，我们却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恳求置之脑后，急不可耐地入侵伊拉克，将甚至连防弹衣都来不及穿的青年男女士兵就派到了战场。政府的账目表明：开战伊始，我们所支甚少;可现在，我们要为在那个时期因此受伤的士兵们支付长期的医疗护理费用。[10]

　　5年后，美国陷入了一场如何撤离战争的全国大讨论。没有人公开支持长期侵占的观点。问题不在于撤不撤，而在于何时撤。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称的跨期决策问题，也是现代决策理论建树颇多的一个领域。布什总统并没有理会我们早期的战争费用分析，并声称，军事决策不能由那些戴着美钞眼罩 (greeneyeshades)的财务人员们来决定。可要对现实世界做出明智的选择就必须将成本作为一项重要因素来考虑。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不仅要考虑已经花掉了多少钱，迄今为止承诺了多少，还要考虑余下多少钱可资未来利用。决策信息总是不完备的，但现代经济学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这些现有的信息，并预先做出较好的决断。

　　不论发动这场战争是对还是错，也不论这场战争组织得是好还是坏，但为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而战的军人们提供充裕的医疗补助和伤残抚恤，多数美国人以道义为怀，对此都不会有异议。承担这种道义的费用极其昂贵，政府必须拨付足够的资金。

　　到目前为止，政府未能就安置归国军人及众多负伤人员做好充分的准备。军人住院经费不足，很多城市缺医少药;伤残申请过程曲折而漫长。好多申请还处理不当，军人们被迫上诉，开始了他们归国后的另一场战争;不过，战争的对象却是国内的官僚机构。2005年，战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可退役军人事务部 (DepartmentofVeteransAffairs)制定退役军人医疗费用预算时，却仍坚持以战前的预测为参照。到了2006年，伊拉克的局势越发动荡，可退役军人事务部的预算安排仍参照2003年以来的数据。这当然会捉襟见肘，也迫使国会拨付30亿美元应急资金以维持近两年的项目运作。[11]2007年伤兵归国达到了高潮，总统不得不另外申请数十亿美元的追加应急费用供军队和军人医院来安置这些伤员。

　　不过，即使有了这些应急拨款，我们的军人也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正如华盛顿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 (WalterReedArmyMedicalCenter)的丑闻所暴露的：归国军人必须饱尝医疗保障准备不充分的煎熬。[12]我们在第3章还会看到，就全国而言，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丑闻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国防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之间职责不清，搞得归国伤员无所适从，结果是：门诊器械赝品盛行，官样文章永无休止，货币补助姗姗来迟。鉴于还有90万美国人被派遣到伊拉克和阿富汗[13]，所以必须尽快修正这些错误;惟此，这些军人的医疗及抚恤才会与政治风险脱钩，过去5年来的情形才会扭转。

　　“康复”离不开钱，士兵如此，军队亦然。军队的战斗力要想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国民警卫队制度也应当重建，人们已经就此达成了共识。军方已经发布了计划，到2012年要扩大志愿兵的规模。这些计划项目费用不菲，到底需要多少钱迄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估算，更不要说列入国防预算了。

　　问题不在于美国能否付得起3万亿美元。其实我们付得起。2006年一般美国家庭的年收入略低于7万美元，所有与所费相比是绰绰有余的。[14] 即使拿出10%，我们的境况也不会比1995年差，而1995年我们可富得流油，是个繁荣昌盛的国家。1万亿，2万亿或3万亿美元，毫无疑问，都不会使我们国家破产。而问题在于：用这1万亿，2万亿或3万亿美元，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不得不放弃什么?用经济学的行话说，这些钱的机会成本是什么?

　　连任之初，布什总统谈到了社会保障问题的严重性。但如果我们不支付伊拉克战费的话，我们的社会保障50年之内都不会有问题。[15]

　　目前，国家优先项目(NationalPrioritiesProject)经营的一个网站对经常而直接的战争费用做了一番描述[16]：1万亿美元能建800万套房屋;能为公立学校雇用1500万名教师，期限是一年;能为1.2亿儿童提供一年的学前教育;能为5.3亿儿童提供一年的医疗保险; 能为公立学校的4300万名大学生提供为期四年的奖学金。这些数字再乘以3，就是这场战争的机会成本。

　　还有一点无可置疑的是，如果我们能将其中的1万亿或2万亿美元用于其他事业，那我们的安全态势就将大为改善。我们在第5章还会谈到，如果能将这笔钱投资于教育、技术及研发，那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就会大大提高，我们迎接未来挑战的姿态就会更为积极。如果用于研发方面的投资能够转化为能源替代技术，或转化为增强能源保护的积极性，那么，我们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就会减轻。油价降低对于缓解对美国安全构成某些现实威胁的融资压力有着明显的意义。

　　在总额中若剔除直接战费，我们就可以兑现“从GDP中拿出0.7%援助发展中国家”这一承诺，这笔钱可以使那些生活在贫困国家的数以千万计的贫民生活大为改观。美国每年向全球最贫困的非洲国家援助50亿美元左右，还不及10天的战争费用。2万亿美元能使我们兑现向最贫困国家进行援助的承诺，援助期限可持续60~70年。

　　我们也可用这笔钱在中东地区或发展中国家实施一个马歇尔计划，这也许会从根本上赢得那里的民心。如果野心小一点儿，战费的零头可能就够了。全世界都承诺到2015年扫除文盲。扫除文盲运动每年耗资约为80亿美元，约等于两周的战费[17]。我们甚至将伊拉克重建这等好事儿也办得一团糟。2003 年，国会拨款184亿美元援助伊拉克重建，人均算下来是马歇尔计划时花在欧洲人身上的3倍。但这笔钱并没有即刻被用于修复伊拉克的电力设施、炼油厂及学校，而是多数被套牢在五角大楼采购办公室与国会之间永无休止的官僚扯皮中。一年之后，伊拉克的安全局面急转直下，民心丧失殆尽。到头来，这笔钱要么是回流到军事活动中，要么是根本没花出去。

　　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笔钱用于减免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税负。中产阶级近几年的情势不妙。现在中数(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各占一半的平均数)家庭的收入低于1999年。[18]对一般的美国家庭来说，伊拉克的军费支出显得很重要。如果税负能够相应地降低，或者将这笔钱转用于医疗，那么，饱受挤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境况就会大为改观。还有另一项机会成本也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我们将配置到伊拉克的那些宝贵的军事资源抽出一部分投放到阿富汗，那么，我们也许会超预期完成我们在阿富汗设定的目标。现在可倒好，我们陷入了两个泥潭。

　　物有所值的支出方式可谓成千上万，这是毫无疑问的。若果真如此，则国家就会变得更稳固，更繁荣，也能更从容地面对未来的威胁。

　　本书是依据我们在2006年1月的一篇文稿写成的，在那篇文稿中我们保守地估计战争费用在1万亿~2万亿美元之间。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确认真实的战争费用。不管赞成还是反对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我们都认为投票人有权了解美国政策的真实成本。

　　对多数读者来说，我们的数字看上去是真实的。美国人已经感觉到，他们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很多。管理当局和这场战争的支持者们本来想就这些数字理论一番，可他们使不上劲儿。研究方法方面的批评倒是有几个，我们在本书中尽量对他们的批评做出回应。[19]未能考虑战争的收益是我们深受诟病的焦点之一。例如，有一位战争支持论者认为，“与(原来的)制裁政策的后果相比，这场战争将使多数伊拉克人的经济福利状况获得很大的改善。”[20]

　　最初的文稿及本书都聚焦于费用问题，因为费用是可以精准测算的。当然，也有很多重要的费用是难以精确测算的，所以，尽管这些费用有可能很高，但也并未囊括在我们的3万亿美元中。战争的收益很难确定，但不会太高(毫无疑问，制伏了萨达姆是一项收益，但萨达姆垮台的收益很难计量)。至于伊拉克人的生活质量：电力不足，失业者众，逃离者和流离失所者难计其数，中产阶级已经荡然无存，暴力活动与日增多，凡此种种都说明，萨达姆下台后，伊拉克人民并没有从战争中得到好处。除了美国的石油大亨和军工产业外，这场战争没有赢家。

　　我们强烈地反对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反对。其实，战事未启时，好多问题就明摆在那里。我们并未事后诸葛亮般地数落谬误与失败，这使我们感到宽慰。伊拉克败局的真正可悲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问题事前都可以预见，而且还都被说中了。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既要研究公共部门经济，也要尽己所能地了解政府的运作，探索政府失灵的系统路径，研究怎样才能帮助政府更好地满足国民的需要。我们既是学者，也是实干家，是从这样的视角来探究这些问题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政治和技术顾问，尽力将许多理念付诸实践。这些理念包括：怎样才能使政府运作得更有效，反应得更迅捷，变得更富有责任感，以及怎样才能建立起良好的核算体系来实现这些目的。我们深信，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也是这样。市场有时未能按其理想的方式发挥作用，而政府有时也会失灵。伊拉克败局不是由一个错误独立酿成的，而是由十几个错误在几年之内累积下来达到极致后引发的。社会科学家一直尝试着要认清此类“失灵”自成体系的源泉，并寻求改革以降低此类“失灵”发生的概率同时减轻它的破坏作用。对研究“政府失灵”的学生们来说，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案例。

　　我们知道自己对战争有着潜意识的看法，这会影响这项研究的客观性。因此，我们一直都特别小心。即使我们所用的方法极为保守，但我们所得到的数字仍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要知道，有些数额庞大的费用因为难以准确地计量，还没有囊括在我们的估算中。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们忽略了战争的收益。面对这样的指责，我们姑且承认我们有错。不过，战前大量的证据显示，信誓旦旦发动战争的一个主要好处 ——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际上是空穴来风[21]，因此，我们的错误也会不洗自清。战前大量的证据还显示，基地组织与伊拉克没有关系，开启战端有可能制造出更多的恐怖分子。如是，我们的错误不也是不辩自清么?战前还有大量的证据显示，石油价格不会降低，供给也不会更稳定。怎么样?还是我们正确!退一步说，即使以上所言的开战的种种好处真的实现了，那么，一项好的决策也仍然要求我们尽可能精确地估算成本。而这，恰恰就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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