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wis Turning Point"是一个大家接下来会经常听到的词...

X!nG

几个月前扯淡聊到过中国的工资通胀（虽然我认为这只是结构性通胀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的表象），伴随着中国“有工没人做，有人没工作”的现状，本田，富士康事件的出现“不幸的”让中国经济的转折点提前到来，"Lewis Turning Point”做了很好的诠释...

夸张又不夸张地说，这是个历史性事件，会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PS 没时间写概念，只好偷懒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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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http://wiki.mbalib.com/wiki/刘易斯转折点

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做 “刘易斯转折点”。

根据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着；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这个转换的节点就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转折点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和分析，认为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将会伴随着几种显著的变化：一是工业实际工资水平第一次显著上升，工业出现资本深化现象；二是农业部门商业化；三是恩格尔系数发生变化，人们花费在食物中的比例显著下降；四是人口类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再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

刘易斯转折点的内涵[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时到来的即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对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该模型中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该模型中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刘易斯转折点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深远[2]
自1998年开始，蔡昉出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至今。他曾就我国就业政策问题指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其实就是最大的民生。作为“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蔡昉建议，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及与经济发展相关规章制度时，都要以促进就业最大化为原则，纠正单纯追求GDP总量及其增长的发展观。

从2006年开始，最先从珠三角开始，然后蔓延到沿海其他一些地区，我国逐渐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原来劳动力被认为是可以源源不断且无限供给的，但突然间一些企业面临了 “招不到工”问题，这是我国改革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经济现象。为此，蔡昉从“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后提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正面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进而得出享受了20多年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面临着由这种红利即将消失带来的发展模式的转型的结论。他的这一观点在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引起了不同的争议。

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而所谓“人口红利”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整个人口中，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人口负担比较轻，经济生产中有剩余，可以把它积累下来，从而社会有比较高的储蓄率、积累率和投资率。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和资本积累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特定的人口结构带来的经济增长额外部分，就叫做 “人口红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红利”的消失过程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候。

蔡昉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保持高增长，得益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是取决于人口的结构。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在1983年至200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上升，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6.8％。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根据这一研究结论，蔡昉对社会上流行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就业同步增长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实际上，从农村改革那一天起，农民就已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先是转向乡镇企业，接着向小城镇转移，再接着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因此，经济增长的每一步都是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劳动力。虽然从个人来说，工资水平似乎增长不快，但从整个国家来说，由于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就业规模，总体上还是使得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缺陷。就此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收益者，也是“人口红利”的收益者。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口生育意愿的下降，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迅速下降以及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过去上述两大因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资本积累的现状将不复存在。蔡昉据此预计，“人口红利”即将耗竭可能在2013年就会体现出来。“人口红利”如果消失，将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不会像原来那样源源不断而且那么廉价。因此，若没有其他措施，过去那种用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迫切需要转移到依靠生产力提高及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对此，我们要准确地判断，未雨绸缪。

中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3]
先行工业国和后起发达国家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出现短缺的转折时期。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真实工资在任何部门都不会明显上涨。只有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即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才会上升。英国和美国劳动力工资在转折点的1820年，日本在转折开始的1920年以后，工人真实工资水平都开始明显上升。因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工人真实工资水平的上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另外，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水平也是一国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的基本条件之一。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进人“刘易斯转折点”时基本上人均 GDP都在300～500美元之间，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40％～50％，工人工资开始有一个较明显的上涨。而我国人均GDP在2003年就突破了1000美元。

国际经验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即将结束，近几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些显著变化也证明了我国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

1、劳动力在城乡普遍短缺

从2004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这几年这一现象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向中部地区转移。劳动力短缺不仅表现为技术工，普通工人也开始短缺。

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竭了。和2004年的“民工荒”不同，2007年的基层劳动力短缺，已经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北方内陆，从东部扩展到中部乃至全国，从暂时的缺工变成了长期的趋势。

2、农民工人均月工资持续增长

2007年中国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工资水平及变动趋势是衡量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晴雨表，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调查显示，2003～2006年间，中国农民工人均月工资持续增长，增速逐年加快。调查显示，自沿海部分地区发生民工短缺现象以来，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 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而且，月工资600元以上的农民工比重上升。 2003～2006年，月工资在600元以上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重连年上升，由43.2％提高到63.6％，提高了20.4个百分点。其中，2006年月工资800～1000元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重上升最快，累计提高6.0个百分点，达到17.2％。2006年，月工资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比重已经达到25.9％。

面对“刘易斯转折点”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3]
1、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吸纳剩余劳动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通过劳动力使用倾向的创新，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50％，这一现实决定“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

2、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通过对劳动者的培训，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在现阶段，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做好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力和退役后返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对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训，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同时，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职能优势，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对进城登记求职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等服务，推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促使农民工平等就业、素质就业、稳定就业。

3、鼓励和引导新的劳资关系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处于主动地位，而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在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这为提高劳动者地位，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新的劳资关系中，企业要想长期拥有自己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善待劳动者。当然，善待劳动者并不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而是能够达到“劳资两利”的效果。因此，政府应通过精神奖励和物质刺激，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善待劳动者，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4、给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

与城市职工相比，进城农民工的面临的劳动环境和社会处境较差，比如劳动时间长、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子女入学难等。因此，需要给进城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以使广大农民工能和城市职工公平竞争，并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

这就要求政府应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要求。首先，对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一样履行公共管理职责，保障其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其次，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第三，清理、整顿、取消各种对农民工的证卡制度和乱收费等不合理规定；第四，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五，国家还应加大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问题。

参考文献
1.↑ 李德伟.中国将迎来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转折点”吗？
2.↑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对我国影响深远
3.↑ 3.0 3.1 张福建.面对“刘易斯转折点”我国政府的应对

永恒罗马

Diffusion

几个月前扯淡聊到过中国的工资通胀（虽然我认为这只是结构性通胀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的表象），伴随着中国“ ...
X!nG 发表于 2010-6-11 06:57

     巧了，economist正好也有一篇文章说这个，我转过来。

http://www.hutong9.net/viewthrea ... &extra=page%3D1

丛林法则

顶

福多多

X!nG

福多多 发表于 2010-6-11 07:15

福老大应该把看法发出来跟大家分享：

“私下里觉得“人口红利”是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提前透资。多数人只考虑现在政府和资本家的利益从而压低工人工资。他们把工人未来养老所需的钱也收了口袋，成为人口红利的一部分。” -- 福多多

X!nG

巧了，economist正好也有一篇文章说这个，我转过来。
Diffusion 发表于 2010-6-11 07:12

谢谢Diffusion兄分享！

AGA7d

谢谢星星，长见识了。

sleepyhead

X!nG

谢谢星星，长见识了。
AGA7d 发表于 2010-6-11 07:42

棋圣是在科技公司工作的吧。

whzdf

AGA7d

棋圣是在科技公司工作的吧。
X!nG 发表于 2010-6-11 08:42

不是棋圣，倒是有哥们叫我名人的，小地方的名人，不提。

我在学校里干活，现在放假了，虽然我还有活要干。

X!nG

不是棋圣，倒是有哥们叫我名人的，小地方的名人，不提。

我在学校里干活，现在放假了，虽然我还有 ...
AGA7d 发表于 2010-6-11 09:08

我觉得棋圣的名字很适合兄弟你，如果不介意，我就一直这么称呼啦。

AGA7d

我觉得棋圣的名字很适合兄弟你，如果不介意，我就一直这么称呼啦。
X!nG 发表于 2010-6-11 09:12

    我管不了啊

wangbin

爱在雨中

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2010-04-22     经济参考报    方家喜　王涛

[提要]  记者近日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2010年财政工作一项重要内容是要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支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与此同时，今年的“民工荒”也正持续引发中国专家和学者热议“刘易斯转折点”、提高居民收入等问题。　　

    劳动力结构发生改变　工资收入未明显增长

　　记者近日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2010年财政工作一项重要内容是要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支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与此同时，今年的“民工荒”也正持续引发中国专家和学者热议“刘易斯转折点”、提高居民收入等问题。

　　专家和学者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没有出现整体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但正处于走向这一“临界点”的进程中。在国内劳动力结构逐步发生改变中(非农劳动力正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却未见明显增长。

　　实际工资

　　在“拐点”进程未见明显增长

　　最近，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机构纷纷举办有关“居民收入与刘易斯拐点”的会议和论坛，就工资结构、社会转型等问题举行讨论。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介绍，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现象。由于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大量供给压低了劳动力成本。直到工业化、城市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如果再想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力成本，这个临界点就叫“刘易斯转折点”。

　　引发中国专家和学者们热议“刘易斯转折点”，主要是今年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在春节过后达到多年来的一个高峰。有报道指珠三角劳工短缺达200万人，即使企业大幅提高工资仍要面对招工难的窘境。由此，有研究人士称，珠三角劳工近年来持续短缺预示着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

　　2009年第四季度的数据显示，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但珠三角的这一比率达到1 .26，这提示若不提高工资，将很难招到可用的工人。

　　但这是否表明中国整体上劳动力出现了短缺？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报告，以现时全国13亿人口计算，城市人口将由目前的6 .1亿增加至2015年的7.67亿即未来每年平均将有超过1000万农村人口迁入城市。

　　因此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尚算充裕，但劳动力市场结构已由此前的“无限供应”年代过渡至目前的“有限过剩”时期。所以，多数学者表示，从局部看，中国似乎已处于刘易斯拐点中，但整体上看，中国农村劳动力仍然存着过剩问题，刘易斯拐点尚未真正来临，应该认为是走向拐点的进程中。

　　申银万国的研究报告也表示，民工荒的出现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刘易斯拐点已现。首先，农业与非农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占比仍不协调，边际产出差距仍较大；其二，中国47%的城市化率与当时日本、韩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时农村人口30%左右的占比相比，差距仍大；其三，2004年民工荒出现后，中国实际工资并未出现大幅上涨。

　　学者和专家们表示，珠三角的民工荒可能无法直接和刘易斯拐点画等号，但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在走向刘易斯拐点的进程中，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多年来却未有全面的上涨，这有悖于国际规律。所以，需要构建合理的收入和分配制度，平稳地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收入差距加速拉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对记者表示，“创设合理的分配和收入制度，挑战主要来自初次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公平。”

　　据专家分析，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首先表现在长期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例偏低、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和资本所有者倾斜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

　　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纪90年代以前，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与此同时，营业盈余比重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 .6%。在2000至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

　　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来自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近几年中，从未增加过工资的全国普通工人超过26%。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例却不断上扬。

　　对此，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存在差距也正常，但若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很多问题。而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

　　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另一个表现是，全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增大。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世界银行的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 .4倍，俄罗斯是4 .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专家们表示，目前我国收入和分配的不平衡还表现在再分配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对记者表示，“国企垄断、行政垄断、腐败带来不均衡；再分配制度的不公平，比如福利分房制度仍然存在。这种不公平所带来的不公平影响面比初次收入分配大得多。”

　　据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间。

　　“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社会非议最大的诱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

　　分配改革探求调整方式

　　专家和学者们表示，国家也已经深刻认识到在步入“刘易斯拐点”的进程中，需要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稳转型。连续三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2009年的会议更是强调“加大调整力度”。

　　国家发改委的有关专家表示，改革首先要指向分配结构的失衡问题。分配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偏低”：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都与经济结构有关。

　　由于投资、出口、消费比例不协调，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劳动力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已从最低时的21.6%升到40%以上，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大量一产富余劳动力被挤进二产，造成二产劳动力供过于求；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财富增长相对缓慢。

　　所以，专家和学者们认为，首先，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必须着眼于整个经济结构，从调整相关经济结构和深化体制改革着手，调整出口、投资、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减轻第一、二产业人力资源市场过度竞争。

　　其次，要扎实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平衡分配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表示，“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规范国企行为，规范政府公共服务，放松管制，反腐措施到位。这些又牵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说，对于行业性的分配不平衡问题，一方面要通过提高收入透明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征管率，要做到基本上完全纳税。另一方面，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也应有一定的调整和改革，要解决因为垄断等原因产生的收入不公。

　　另外，要健全收入分配体系，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格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一次分配中市场机制失灵的地方比较多，要重点解决一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要多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制定政策，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二次分配领域，要本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把收入分配改革和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投入；健全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工资指导线制度、薪酬和人工成本信息调查发布制度、垄断行业薪酬水平调控制度、不同地区之间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水平调节制度、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等等。

COS

layschips

转几篇关于工资问题的讨论，不代表偶赞同或否定或完全没意见。偶只是起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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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集体协商是玩火游戏——顺论本田的困境
张五常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年多前中国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把工业搞得一团糟，虽然北京的朋友反应快，放宽了监管，此法今天还在，还是余波未了。最近一些同学传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内地打算推出工资协商制，说明是「集体」协商，西方的先进之邦说的collective bargaining是也。该报道说：「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好处尽人皆知。」不可能吧。我不知道，我认识的算得上是懂经济的学者没有一个知道。

记得三十多年前在美国任教职时，有些大学推出工资集体协商制。一等的大学永远不用；二等的有集体协商，但不是强迫性；三等的则由教师公会强迫，个别教师没有不参与协商的自由。想当年，同事之间的意识，是在学术研究上有点成就、有点看头的教授，没有一个参与工资的集体协商。如果有教师公会强迫参与，较有成就的教授会另谋高就，转到其他大学任职。道理是简单的：集体协商一定在某程度上把工资平均化，把学术有成就的教授的收入转到学术平平的同事那边去。如此一来，学问的争取不会得到应得的酬报，而任何大学推出强迫性的集体工资协商，整间大学急走下坡在所必然。士为知己者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也。

教育行业如是，工业也如是。工资集体协商会削弱个别成员力争上游的意向，对工业发展无疑是一种祸害。更严重的祸害，是工资集体协商会远为容易地导致集体罢工的出现。虽然今天内地称为「停工」，但停者，罢也，老人家看不出有什么分别。北京的朋友可能不知道，罢工这回事可以全无先兆地来得很快，其扩散速度远超「非典」，可以在几天之内瘫痪全国！没有集体协商，灾难性的罢工是不会出现的。

工资集体协商会导致专业工会的发展，trade union是也。这是因为集体协商在分门别类的运作下会倍见功效。以建筑行业为例，水、电、水泥、木工、油漆等可以分门别类，可以各有各的工会，互相不能过界。这跟今天内地的建筑工人一般可掌握几门工艺很不相同。工作不能过界的严格规定不仅容易产生纠纷，不仅使成本急速提升，还有的是，只要一门工艺罢工整体会受到严重损害。

我曾经发表「蚕食理论」，指出罢工是要在一个行业或一家机构有可观的租值存在的情况之下，工人才可以利用罢工而获得甜头的。这里说的租值是马歇尔提出的quasi rent，是经济学中一个比较难以掌握的理念。简单地说几句，当一个行业或机构有可观的租值存在时，不会容易地因为工资的提升或产品的价格下降而立刻关门倒闭。例子是一家机构有发明专利，或有商业秘密，或有名牌宝号，或科技了得，或经营的方法有过人之处，或投资下了重本，等等，不会因工资提升一个可观的幅度就关门大吉的。租值不是盈利，但可看为广东人说的「油水」。一间机构有些油水可以侵夺，集体协商或罢工才会获得甜头。

目前的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是普及的接单工业油水甚少，对这些行业来说，罢工不会有大作为，工人于是懒得罢。然而，人望高处，水向低流，中国工业发展的前途，一定要向增加租值那方面励进才可与先进之邦一较高下。这就是胡锦涛先生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其中一个要点：中国要向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走。可惜的是，胡先生的正确观点——在工业发展上，我翻为走增加租值的路向——与工资的集体协商及鼓励着的罢工行为是互相矛盾的。工资集体协商与罢工行为所带来的租值蚕食是区区在下发明的理论，其准确性我敢赌身家。

虽属初阶段，那所谓「停工」的行为今天在神州开始出现了。最令人触目的是本田汽车的某零件厂罢工导致整间车厂停顿。本田汽车是名牌，车好，四十年前在国际上杀出重围，而在中国产出的质量甚为可观也。没有疑问，本田是有租值可以蚕食的。我怎样看本田这次罢工风潮呢？不少读者想知道。我没有跟进这风潮的来龙去脉，不懂。但我是个客观的经济分析专家，天下无敌久矣（一笑），一士谔谔，是个没有工会收容的孤魂，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说一下。

角度一：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本田的工人不可能被老板剥削，因为他们可以另谋高就，不满意工资可以辞职不干。角度二：从工人的角度看，本田在中国设厂而赢得可观的租值，他们的贡献不可抹杀，这租值他们多多少少总应该分得一点。尤其是，本田工人的专业知识的某部分只宜用于本田，辞职转工是浪费了。角度三：从本田老板的角度看，摊分一点租值给工人无所谓，也应该做，但要有自由的合约选择才能通过奖金制或分红制来处理。然而，因为有新《劳动合同法》的存在，合约的自由选择受到约束，是以为难。凡是劳工法例约束严重的国家或行业，分红合约少见。

目前珠三角出现「民工荒」现象，厂家叫救命之声四起。据说不少厂家打算搬迁到内陆去。北京上头推出那知名的「四万亿」工程是个小原因，大原因是两年前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大量工人回乡归故里后不回头。这后者发展不一定是坏事：我早就发表了《月是故乡明》，推断了中国第三阶段的工业发展是回到乡镇去。这推断是远在新劳动法之前写下的。

最近又听到——没有读到——北京打算定下规例，工资每年上升不能低于百分之六。这是害了工人吧。目前内地工人的工资上升，每年远不止百分之六。你是老板，面对提升起码百分之六的规例，会怎么办呢？蠢到死！

老人家说过几次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今天的成就，主要是靠先天智慧了不起的炎黄子孙的思维与方法，无师自通也。这些日子，从西方的所谓先进之邦抄袭过来的经济政策一律不妥，而最近提出的工资集体协商制是明显不过的抄袭。君不见，欧洲不是因为工会林立，福利僵化，誓不瓦全，而走上穷途末路吗？举国罢工不是集体协商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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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前工业时代与泡沫时代日本的结合体
叶檀

    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箭在弦上。只要国民收入倍增，才能拉动内需，才能让社会保持橄榄型的稳定结构。

    外向型经济遭遇瓶颈，而内部经济效率在下降。2009年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应的GDP，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超过3的水平下降到1.5，A股市场的ROA 从10%的水平下降到2%。如果缺乏深度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走入死胡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从房地产到国民收入分配，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抛开房地产不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内需经济的必由之路。

    我们动辄把中国与深处于泡沫陷阱中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比，事实上，目前的中国是泡沫日本与工业化之初的日本的结合体。

    目前中国压榨产业工人的财富增长之路与日本一战前后相似。熟悉日本影响的人不会忘记日本工业化初期的血腥之路，从《野麦岭》到《望乡》等影片反映的现实无不如此，当时的日本建立起了大财阀统治的市场机制与赤贫的产业工人群体，不仅日本如此，在一战前美国同样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结果就是产能恶性过剩，一方面是贫穷的人口，另一方面是不断扩张的财阀和过剩的产能，最终为了争夺资源市场发生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当时的日本跻身于强国之列，但无法解决内在的矛盾。

    二战失败后，日本经济逐渐复苏，在经历长期增长后，日本经济再次进入瓶颈。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其原因是经济存在农业与工业、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上世纪50年代，日本全国掀起经济体制转变的大讨论，以后这场讨论成为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基础。所谓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事实上，并不单指国民收入，而是包括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内需、淘汰落后产能、增加国民福祉等环环相扣的几个部分。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际上是日本政府铁腕打散财阀的过程，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就业，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而手段主要包括，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必须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成功的，从1960年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到1968年，日本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 2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国民收入增加了2倍。因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的经济结构最终稳固，成为超级经济大国，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诞生了一个强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泡沫时代日本政局屡变，之所以还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主要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福泽长远。

    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再次面临经济瓶颈，突破的办法是高估资产价格，使日本成为天字第一号的资产大国，而日本人一开始是当作经济复兴的号角鼓掌欢迎的。在后工业时代，当内需被彻底掏空，而高估的资产价格又让日本人为了虚幻的资产一辈子当苦力时，泡沫破灭就是盛宴结束的时候。

   日本的资产泡沫耗尽了实体经济的余荫，资本镀金时代恶化了贫富差距。如谢国忠所说，如今的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已经下降到世界第19位，而且是一个存在巨大贫富差距的社会，相对贫苦率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位。作为日本改革的象征，新上任的自民党曾承诺，在2010财政年度下半年度实现2%的经济增长率，家庭收入平均增加100万日元（约合1.06万美元），10年内把人均国民收入提升至世界最高水平。但提高人均收入曲折而漫长。

    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正处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拉动内需的关键时刻，一再暴发的劳资冲突、与市场在劳动力并不缺乏下的民工荒，说明以往的模式无法持续。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是工业化初期与泡沫时代日本的结合体，面临着双向作战的困境，一方面要向权贵开战，另一方面要控制泡沫。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垄断财阀不瓦解，如果畸形的收入分配体系不改变，那么，由政府强令提高最低工资制就会演变成一场通胀下财富重新分配的数字游戏，由于资本市场的控制权与分配能力极高，最终最低工资制会经由资本市场等通道重新回到富人的手中。除了最近两年，中国民工过去十年上涨的工资，刨去通胀后，并未真正上涨。

    也许对于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言，真正的困难，在内部是抑制垄断企业，通过税收手段给中小企业减负，同时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外部是保持人民币的信用，争取货币主权与资产定价权。这并不容易，从目前的资源税等税费改革看，基本属于征一补一的平衡法，而在外部争取货币主权、在内部减少对发钞的兴趣，更是政府对自己欲望的克制，需要多方的激烈博弈，才能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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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
韩寒

我有一个朋友，毕业之前虽然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但积极健康，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好不容易才找到，给别人加工东西，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块，时常加班，加班有时候有工资，有时候没有工资，合起来一个月能赚两千。他家在二十公里外，买了一个电瓶车，每天早出晚归，刚刚结婚，买不起房子，好在农村当时盖了三层楼，他们把一层和二层都租给了外地来打工的人，每间两百多，一共租出去六间，一个月可以补贴一千五，这些外来打工的人往往一个家庭三个人住一间，每个人的收入是八百多，靠步行和骑车，在附近的工厂里上班，附近的工厂是比加工业污染更大的化工业，是当时我们镇招商引资过来的，大部分都倒闭了，没倒闭的略有盈余，但是如果一治理污染，可能就亏损了，一亏损就没办法交税和拉动GDP了，所以政府也不能管，被这些厂污染的河流穿过我家门前，我老家的村里几乎每个农民住宅都住了超过二十个外来务工者。这些农民住宅的房东一般都有一个孩子，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类似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我朋友觉得自己混的还算不错，至少娶到了老婆，每个月的钱差不多都用于基本生存，什么大件都买不了，如果想要换个工作或者自己出去闯闯又不敢，一方面没有社会保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一方面如果断了一个月的收入，生活就没有办法继续了。他们想去镇上买房子，把自己的户口变成城镇户口，这样对以后的小孩子比较好，但是上海郊区镇上的房子一套至少要五十万，他要不吃不喝工作25年才可以，而且还是毛坯房，要装修好还得再饿5年。

他的隔壁邻居，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刚大学毕业，工资比我第一个朋友要高一点，但女方要求也高，一定要在市里有一套房子才能结婚，这套市区二手的老公房房子至少需要两百万，我的朋友需要工作六十年，或者他们家的房子出租给八户外地打工人家，出租一百年才能买得起市里的房子，于是他们唯一的期盼就是动迁，就算政府五十万拆了他们的房子，五百万把这块地卖出去都无所谓，至少五十万可以付清市区里那套房子的首付，以后的再说，老婆好歹可以娶进门。至于房子拆了以后父母住哪里，这的确是个问题，也许可以三百元租其他农宅的一间大一点的房间过渡几年再说。我的第一个朋友以前的工作是三班倒，工厂太远，身体出了问题，辞职才换了现在的工作，期盼着少加班和加薪，老板表示明年可以加一百块，后年再加一百块。他上个礼拜告诉我，他的父亲可能要去海外给别人做泥水匠，出去三年就可以赚二十万。我问他，那你怎么打算，他说就这样，还能怎么样。他的母亲在给人拧电灯泡，八百一个月。这个上海郊区的家庭，孩子二十多，生活都能望见五十多的自己，五十多的父亲，还要去海外打工两年，至于那些外地打工者，他们虽然觉得讨厌，把周边工厂的工作额度都挤了，而且还把工资挤压到几百块一个月，整个村里外地人本地人的比例都超过了10比1，但是又不得不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租了他们的房子，一年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万多收入。

这就是上海的郊区普通人的生活，也许还算是不错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有这么多人跳楼，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得饱和穿得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而让你吃饱饭还在被这个政府当作对世界人类天大的贡献和政绩宣传，还恨不得拿出远古时代的数据和冰川时代的照片想表明，你能吃饱已经要感谢国家了，你说你能奢望什么。我的那个朋友虽然生活压力大，但是他还有朋友和家庭，在他的二十公里远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家庭都在几千公里外，而且家庭也未必温暖，你赚了多少钱往往是中国家庭衡量一个小孩在这个世界上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是一个中国的大部分网民都未必熟悉的群体，你看很少有论坛上有现役的富士康员工向大家讲述关于自己员工跳楼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时间甚至能力。外面的灯红酒绿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连对爱情的憧憬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者，现实是最大的第三者，也许唯独在跳楼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价值才有所体现，那就是被当作一个生命被提起和记起，可惜现在又变成数字了。

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的都更惨，有混的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的好的女同学，那是嫁的好，别人都羡慕你在富士康有社会保障，按时发工资，安排住宿，加班还给钱，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包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如果将他们的薪水涨十倍，会不会没有人跳楼？只要别通货膨胀十倍，当然没有人再跳楼。当然，老板也不会这么干，就算老板这么干，也会被政府勒令禁止。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无论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